一、引言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增强经济内生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重要“抓手”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之相应，金融更应服务于经济社会的数字化变革，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加快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未来要推动我国金融科技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努力优化金融科技生态这一创新“土壤”。

所谓金融生态，就是用生态学理论分析金融发展问题，通常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金融生态主体，在与外部制度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的动态平衡体系。

2004年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首次提出金融生态这一概念，200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布了《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从经济基础、企业诚信、法律环境、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和社会保障程度等方面来综合评价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

政府早期的地方金融发展思路，往往侧重于努力培育和引入各类法人金融机构，关注区域金融要素的“数量集聚”。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逐渐转变为从综合、可持续、环境优化的角度来看待金融发展。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区域金融生态土壤的差异，会带来截然不同的金融体系成长演变趋势。因此，地方金融改革的目标，逐渐转向夯实、完善、丰富、优化金融生态，从而为地方金融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使其足以承受各类内外短期冲击的影响。

自2013 年以来，互联网金融在国内快速发展，既产生了对传统金融体系的“鲶鱼效应”，也带来了大量新的风险与挑战。究其根本，问题并不仅在于特定机构或产品的风险，而是在尚未形成规则约束、监管底线、行业共识等生态要素的前提下，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必然会带来技术、业务与生态错配的巨大风险。有鉴于此，在金融科技创新时，一方面要强调技术对金融的全部要素、功能带来深刻影响，同时还需遵循金融的特定规律与行业门槛；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金融科技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如此才能实现守正创新、安全可控、普惠民生、开放共赢。

事实上，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中，也体现出众多关于金融生态的要素，如在重点任务中突出强调了金融科技治理体系、数据要素潜能激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审慎监管、可持续发展基础等，这些显然都是保障金融科技稳健前行的基础环节。因此，系统研究金融科技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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