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对此我们看到，近年来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确实取得一定成果。一是有诸多成功案例，如处置包商银行等风险机构、促进网贷机构出清、整治地方债与民营企业债风险等；二是就总体数据看也在向好，如2017年至2020年处置银行业不良贷款超过之前12年总和；三是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如《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等文件相继发布，旨在补齐制度短板。

在实践中，“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前两者是战略视角，强调要防止局部非系统性风险引发系统性风险，并因此必须加强政策协调配合；后两者则是战术视角，强调重点处置突出风险，根据不同企业和地方情况而精准应对，尤其是对特定风险控制增量，再消化存量。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会议强调了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来进行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我们认为具有重大意义，一是从监管者角度，应避免在风险处置中过于依赖行政化手段，尤其应避免“一刀切”，因为可能会导致更长期的扭曲与风险积累；二是从各级政府的角度，应防止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的转移，全面控制软约束行为；三是从机构角度，需弘扬契约精神，强化法治意识，重视合规、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四是从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角度，则需强化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风险防范意识。

会议还指出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此，我们看到这也是长期存在的痛点与难点，在这一“跷跷板”的把握中，当前应该首先是重视发展，在增长中解决风险与矛盾。当然并不是回到只追求“量”的老路上，而是要重视结构优化、质量提升。例如，从投入看，在新发展格局下，真正落实将数据、新技术等要素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从产出而言，要使得增长转换为人民群众的现实可得感、有利于社会分配格局不断优化。其次，对于防风险来说，虽然短期整治很重要，但是打造长效机制则更重要，要通过“土壤优化”缓解创新中“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悖论。

此外，会议还强调要落实地方党政同责，压实各方责任，畅通机制、明确职责、分工配合、形成合力。这里一是需注意中央与地方的协调，这也是监管协调的传统难题，特别面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7+4”类金融组织、非法金融活动等，地方的责权对应机制还需完善；二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问题，因为金融活动跨区域成为趋势，风险处置也面临区域协调问题；三是地方自身的目标权衡，因为地方金融既需要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又要避免风险爆发，二者之前还需进行优先次序权衡；四是监管部门派出机构、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同样也面临风险处置的机制建设不足。

最后，本次会议首次提出了要“提升金融系统干部队伍监管能力，提高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近年来各方热议的发展监管科技，已经从部门层面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我国发布的《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规划》中，监管科技被定义为基于新技术新科技的监管办法，为监管部门提升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以及化解能力提供手段。近年来，监管科技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场景创新焦点之一。2020年1月人民银行开始推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2021年1月在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的年度会议中，都多次提及要加强科技运用能力，提高监管科技效率。

需要看到，要真正推动监管科技的完善，一是离不开人的问题，尤其是掌握金融领域知识并对新兴科技有着足够了解的复合型人才。这就要求在培育和引入专业人才方面，监管部门也需要给予更大的空间；二是资源保障问题，要管好日新月异的金融科技创新市场，监管者自身也需要加大投入，包括经费、薪酬、研发、系统等；三是数据、标准、制度规则等体制机制问题，也需进一步协调与完善，否则监管科技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四是改变发展理念，运用监管数字化，解决数字金融难题，归根结底还是为了适应金融数字化转型大势。而要避免“走极端”破坏创新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