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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驱动因素和改革重点
一、金融供给侧改革背后的影响因素和驱动因素
这个因素可能有三种:政策本身、经济面、金融本身。
据搜集公开信息,习总书记第一次谈金融是在2015年,共谈两次,一次谈金融支持小微企业,一次谈普惠金融。从中央最开始的一些相关思考,到后来“国家牛市”、e租宝、安邦等事件,引出对金融稳定与安全的担忧,再后来去杠杆与严监管,也出现了某些“一刀切”等,其背后中央金融政策思路演变的影响很大。
第二是经济问题,因为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对经济的服务和判断,这里可能是指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政策目标,例如十九大提出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抑或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就业问题。究竟实体经济指的是什么,金融发展服务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是重中之重。
最早讨论实体经济的是美联储,2008年之后美联储几个报告里面讨论的实体,是除了金融跟房地产之外的经济部门,属于使一国经济得以持续稳定运行的核心部门,并且与大多数企业的健康运作及居民生活福利密切相关。对此,要结合国情,进一步明确实体经济的边界和内容。
第三是金融自身,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金融自身发展当中遇到了问题,衡量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比如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究竟还能不能用,它的边界是怎么样的?是否间接金融主导的模式一定要变,变了是不是就是最优的?这些都需要进行讨论。例如前两年去杠杆,究竟在当前阶段,讨论的是金融深化过度,还是仍然需要探讨金融抑制?
那么在早期戈德史密斯时代的一些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是否现在都没用了?根据金融自身发展规律,这都是需要重新来定位的。
二、对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
(1)新的情况下如何对金融服务实体进行重新理解和定位
这个概念长期以来是很模糊的。对于金融应该服务的实体经济,应该进一步聚焦。从服务对象看,首先是服务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这是最大的政治任务,这个过程当中如何确定好行政与市场的边界又是重中之重。另外金融服务的实体究竟哪些是落后产能,哪些不是落后产能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例如,当我们过去“一刀切”去掉纺织业产能时,现在海外纺织业利用新技术的越来越多,农业、制造业里面也大量利用“黑科技”。此外,支持消费时,究竟根本动能和原则是什么,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上不去,只靠发展消费金融行不行?
从服务主体看,无论是银行业还是资本市场,都需考虑一些难点。比如科创板衡量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出现大幅价格波动怎么办,如果出现大量的没有交易的“伪科技企业”怎么办,这些都需要考虑。另外金融与实体之间的环节,也面临的中长期资金的期限错配问题,这也很重要。在金融服务中,有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是大问题。
(2)稳增长的基础上谈风险
结合前期一些领导对于三大攻坚战的表态,到去年底,强调稳增长可能会更重要一点。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1月份到4月份,市场预期很紊乱,稳增长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政策的底线是什么,这些都不是很清楚。整个社会预期、市场预期不但变化,政策信号本身成为导致预期不稳定的因素,这也是未来金融供给的改革从宏观层面很重要的一点。
(3)谈防风险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补短板
当讨论补短板的时候,习总书记提到很多涉及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问题、人的问题、综合统计信息系统的问题、信用体系等等,如果说过于主动的监管行为难以把握尺度的话,还不如把各类金融基础设施先做好,如增加信息透明度,做好综合统计,做好信用基础,包括资本市场要增加违法犯罪成本等,从这些“短板”入手,反而为中长期的防风险与监管优化创造条件。
(4)对外开放
供给侧改革离不开金融对外开放,我们更应该在大江大海里迎接金融国际化挑战。这是我们始终绕不开的,金融开放式“开弓没有回头箭”。例如,当前我国面临FATF的反洗钱第四轮国际评估,既有积极因素,也有很多太乐观的地方,如果未来无法通过FATF的反洗钱游戏规则,就相当于一次严重的金融制裁。
三、关于金融科技的问题
近两年在金融科技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对于金融供给侧改革,金融科技能做很多的贡献,具体而言有以下四点:
(1)服务增长。金融科技带动的这些技术进步,反过来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有更多的应用价值,这是它更重要的使命。
(2)提升金融体系自身的运作效率。抓住金融功能的痛点,真正拓展金融服务的效率与边界。
(3)服务于普惠金融的短板。关键在于能否在过去那些金融服务的“百慕大三角地带”、难点上真正有所突破。
(4)安全。如何利用新技术服务于金融稳定和安全,应对系统性风险到非系统性风险的挑战,这是重要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