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央银行支付服务体系平稳运行，各子市场保持较快增长，支付服务市场法律法规更加健全，支付清算服务改革开放继续深化，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打击支付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力度进一步加大。“强监管、降杠杆、防风险”仍是我国金融部门的主旋律，而相应的政策措施不仅直接影响着支付清算系统的建设和运行，也在支付清算数据中得到了反映。

一、支付清算运行新特点

在新形势下，受到影响最为明显的就是支付清算金额增速的放缓：2017年，我国非现金支付业务和支付系统业务金额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97%和5.86%，明显低于2016年的6.91%和16.70%。

随着非现金支付工具和支付系统业务规模增速的放缓，基于支付清算交易规模估算的货币流通速度也逆转了之前的递增趋势。2017年，非现金支付工具规模与M2的比值继续下滑，从2016年的23.78降至22.42；支付系统业务规模与M2的比值也自2010年以来首次下降，从2016年的32.99降至32.29。由于近期M2自身增速也在下降，因此上述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意味着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有较为明显的收缩趋势。

类似地，创造GDP所需的平均支付清算交易金额也出现了下降迹象。2016年以来，创造1元GDP对应的非现金支付金额再度下降，从49.56元降为45.46元；创造1元GDP对应的支付系统业务规模也自2010年以来首次下降，从2016年的68.78元降为65.46元。这种货币流通相对于实体经济活动的规模紧缩有一部分是近期“降杠杆”成效的体现，也说明我国的金融深化过程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

2017年，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平均交易规模为2.34万元/笔，较2016年的2.94万元/笔下降了约五分之一。支付系统业务的平均规模也下降了类似的比例，从2017年的8.63万元/笔变为7.00万元/笔。支付系统业务平均规模的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在交易笔数上居主导地位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变化所导致的，后者的平均规模自2007年以来持续下降，从13.2万元/笔降为2017年的4.13万元/笔。与此相反，银行卡跨行支付的平均规模则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13万元/笔降为2017年的0.32万元/笔。行内支付系统与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在业务规模上的这种“收敛”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支付系统发展带来的跨行业务综合交易费用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扣除季节因素，可以看到，自2015年以来，各类电子支付业务的平均规模总体上在下降。考虑到电子支付尤其是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的网络支付的平均交易金额大大低于传统支付业务，这种下降趋势更显得难能可贵。这种支付交易平均规模的不断的下降趋势，结合支付系统业务交易笔数增速的上升，反映了更多的小金额支付被纳入电子化的支付清算体系之中，因此也给生产和生活提供了更多便利。

2017年，在金融市场强监管的大背景下，监管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支付市场的监管。据初步统计，全年共发布二十余份监管文件，开出近百张罚单，无论是在规范性文件的发行数量上，还是在对支付机构的监管强度上，第三方支付行业都已从高增长、抢市场阶段进入了严监管、防风险阶段。具体看，监管机构通过开罚单、收牌照双管齐下的监管方式，持续加大对第三方支付行业的整顿，一方面通过监管检查，加大对违规经营的支付企业的处罚力度，另一方面利用市场退出机制，对不符合经营标准的支付企业停止发放经营牌照。在近年来发展迅猛的电子支付业务方面，随着这一产业逐渐走向成熟和对于第三方支付监管措施的强化，其增长趋势也变得较为平缓，并且显示出与传统支付业务类似的季节性特征。

在结算账户方面，单位结算账户和个人结算账户的增长率都延续了2012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并且个人结算账户增长率的下降趋势比单位结算账户更为明显，尤其在2017年更出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下挫，其数值（10.43%）也自2009年以来首次低于单位结算账户增长率（11.07%）。联系到个人结算账户的迅猛增长与新兴互联网支付方式发展之间的高度一致性，这种增长率的平缓可能也是新兴支付产业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与此同时，个人结算账户增速的下降也反映了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加强个人银行账户管理的成效。

结算账户增速与结构变化的背后，是支付市场主要参与主体间的竞合。随着支付市场监管政策的不断升级，各参与主体在市场中的分工定位和扮演的角色逐步明确，支付回归本源，机构之间的竞合逐渐增多。一方面，非银行支付机构的Ⅱ、Ⅲ类账户以及与支付产业相关的行业类商户的账户，依托云闪付实现线下场景的渗透，必将参与到对传统银行账户的用户争夺；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基本面逐渐改善，其对支付等中间业务的投入也会增多，结合已经实施的银行账户分类，商业银行将发挥自身的优势，推出更多基于账户类支付产品。另一方面，监管机构明确界定了市场中各参与主体的职能，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支付场景多样化，使得机构间的合作将逐渐增多。

二、支付清算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值得关注

“降杠杆”的努力在压缩金融体系内资金自我循环空间的同时，也导致了支付结算数据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关系的新变化。2017年以来，我们基于支付清算数据，根据以往相关关系预测的GDP增长率总体上要稍低于实际值，这也印证了上述创造单位GDP的相应支付清算业务规模的下降。基于早期的数据，我们曾经发现许多支付清算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良好的相关性，但随着数据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进入2012年之后，这种相关性大大弱化甚至完全消失。

对于上述现象有多种解释，其中之一是，在早期数据中发现的支付清算系统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相关关系其实并不存在，而只是某种共同外部因素（最大的可能就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虚假的相关性。例如，PPI曾经表现出与滞后1期的单位结算账户增长率之间的良好协整关系，但是在2012年之后，PPI则与任何支付清算指标都不相关，而表现得更接近于纯粹的“外生变量”——后一种情况实际上也更接近于我们对于我国经济运行现实的理解。

不过也存在着对于支付清算与宏观经济之间相关性“消失”现象的其他解释。对于某些支付清算指标，这种弱化的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实体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如去杠杆与供给侧结构改革）、支付清算体系的结构变化（如新型互联网支付方式的兴起）或者指标统计口径的变化所导致的。例如，实际GDP与银行卡支付金额增长率之间相关性的弱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13年和2015年银行卡支付业务规模两次高速增长并未伴随着相应的实体经济增长。如果更深入地探究这两次银行卡业务高速增长的原因发现，2013年被誉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一方面，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兴起使得原来依托于传统支付手段的大量交易转向包括银行卡在内的非现金支付方式，它的经济拉动作用很大程度上被支付工具之间的替代效应所抵消；另一方面，以互联网贷款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融资活动也带动了庞大的银行卡交易，但是事后看来，这些金融活动更接近于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的泡沫，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2015年，银行卡交易金额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银行卡转账业务量统计口径的扩张，后者显然不会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因此，对于这类支付清算指标，在金融市场经过强化监管而重新理顺规则之后，也许我们又会看到它们与实体经济运行之间相关性的回归。

三、支付清算运行的区域差异

在更强的监管态势下，国内区域间的资金流动也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势，尤其北京和上海在全国资金流动中的地位显著上升。2016年，我国资金流动总量最高的5个省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广东、深圳、浙江，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在区域资金流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5%、17%和6%。这也是广东首次在资金流动总量上超过深圳市。与2015年相比，北京和上海的占比各上升了一个百分点，保持了自2014年以来的增长趋势，而其他省份的资金流动占比则从2013年50%的最高值持续下跌至2018年的42%。对应于总体资金流动规模的上升，在2016年各地区内部大额实时资金流动规模的比重方面，北京由2015年的39%上升为41%，上海由2017年的13%上升为14%，其他省市占比则由2017年的48%下降为45%。总体上看，北京和上海不仅资金流动规模的基数大，增速也排在全国前列，使得区域资金流动呈现更为集中的趋势。

在地区间资金流动的模式方面，2016年北京与全国各地区间资金流动所占的比重有明显上升，由2014年的58%降为61%，并且在这一比例内部，北京与上海之间资金流动的比重继续上升，由2017年的17%升为19%。类似地，上海与全国各地区间资金流动所占的比重继续大幅上升，由2015年的34%升为2016年的39%。那些不通过这些金融枢纽城市进行的资金流动所占的比重则从2017年的24%跌至19%，延续了2017年的下降趋势。从区域资金流向来看，北京是各地区除自身之外最大的资金流动对象，深圳流向北京的资金比重甚至超过了内部流动的资金规模。上海与深圳也是各地区的重要资金流动对象，尽管其地位远不能和北京相比，除了西藏之外，上海是各地区除自身和北京以外资金流动的第二大目的地。这一状况背后的成因及其经济效应需要我们加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