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前报道，国家发改委正在牵头制定数据要素基础制度文件。下一步，将加快推动文件出台，着力建设四方面制度。一是建立保障权益激活价值的数据产权制度。二是建立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制度。三是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四是建立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安全治理制度。

应该说，当前数字中国的建设加速前进，数据要素的潜能已经充分得以展现，数字化的力量成为我国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此过程中，数据要素承担的角色，首先需要进一步厘清。通常来看，数据要素的价值在于几方面。一是带来数字产业化，并成为数据经济的核心部分，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二是产业数字化，即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也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三是数字就业，包括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大量灵活就业，也有网络直播等新兴互联网模式所带来的新型就业。四是数字生活，事实上在居民的衣食住行各个层面，都已经离不开数字化的支持，同时依托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数字生活”也愈发吸引年轻人群。五是数字金融，目前金融与技术的融合日益密切，数字化已经全面改变了金融要素与功能，在央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引导下，数字金融将更加智能、便捷、高效和安全。

要进一步实现上述价值，离不开数据要素市场的统筹建设。4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提到要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国内如北京、上海、贵州等也已经建立了地方数据交易平台。但客观来看，要建设统一高效的数据要素市场，还面临诸多难题与挑战。一方面，与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相比，数据要素特征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无论是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还是产生、存续的特殊性，或者是内在的价值属性等，都难以简单地用传统要素的场内交易来支撑。另一方面，数据要素运用不仅需要新技术，更需要全新的制度规则和治理机制予以保障，无论是微观主体的数据内部管理，还是确权与定价，抑或是外部交易模式，都还存在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事实上，这些挑战在金融领域更加明显，因为金融数据具有更多的特殊性，如在金融征信体系建设中，如何处理好核心金融数据与替代数据的关系，把握好金融征信与社会信用的边界，都存在诸多矛盾。

应该说，在数字化变革这一历史浪潮中，政府必须做好“善治善管”，才能更稳妥、快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对此我们认为需关注几方面，一是目标导向，因为数据要素应用与数字化的目标可能是多元的，如服务公共管理、促进经济增长、就业优先、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等，需要厘清目标的优先次序，否则可能出现目标冲突或矛盾，制约数字化实践顺利推进。二是底线原则，必须明确数字化过程中需避免怎样的“双刃剑”效果，如大型数字平台的垄断、部分公共部门的数据垄断、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和滥用等，从而设置好数字化理论与政策的“负面清单”。三是规则先行，数字化更需要尊重规则，从而稳定市场预期，既要探索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又要在短期内难以进行法律规制的领域，推动标准化的自律约束，以及数字伦理体系的建设，从而实现创新空间与发展有序的平衡。四是方法科学，面对大数据杀熟、信息茧房、NFT与DeFi（去中心化金融）等众多数字化新问题，政府自身也要积极拥抱数字化，跳出原有现场与非现场监管的局囿，运用数字化工具来应对数字化风险以及管理难题。

总之，数字的产生改变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数字化则引发了生产范式和要素变革，展望未来的“数字中国”建设，效率、开放、规范将成为最重要的主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