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新金融理性

文/杨涛

当前，伴随信息化社会的飞速发展，经济运行模式也涌现出全新的变革趋势。当新经济带来了创客时代之后，大规模、集中性的产业集聚模式和企业扩张模式，不再成为必然趋势，同时大量涌现“小而美”的产业与企业形态，这些都使得分散化、及时性、智能化、合作共赢的新型金融服务变得更加必要。

新金融的根本动力，源于技术和制度两大要素。一方面，从技术视角看，我们可以用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经济、移动支付这些通行概念来描述新技术，也可以概括称为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也是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相融合而形成的新概念。

以ICT为代表的新技术能够改变什么？从宏观看，是经济金融活动的搜索成本、匹配效率、交易费用、外部性和网络效应。从微观看，则是影响企业内部的信息管理、激励约束机制、技术进步和治理环境等。应该说，技术对于金融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存在，并非现在才凸显出来。例如，早在19世纪上半期，股票交易信号的传递，是由经纪人信号站的工作人员通过望远镜观察信号灯，了解股票价格等重要信息，然后将信息从一个信号站传到另一个信号站，信息从费城传到纽约只需10分钟，远比马车要快，这一改变曾掀起了一轮小小的“炒股”热。直到1867年，美国电报公司将第一部股票行情自动收报机与纽约交易所联接，其便捷与连续性深刻激发了大众对股票的兴趣。186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实现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电缆连接，使交易所行情迅速传到欧洲大陆，纽约的资本交易中心地位进一步凸显。

另一方面，从制度视角看，现代金融改革也离不开制度与规则的优化。例如，从普惠金融到共享金融，更加强调金融发展中的伦理问题，重视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近年来，经济金融发展中由于出现了诸多矛盾，人们更加重视伦理学的引入，也就是从伦理方面对经济制度、经济组织和经济关系的一种系统研究。就此角度而言，市场经济和金融运行不仅是经济的，更是伦理的；它是以人为本，是公平的、多赢的。

对此，我国新金融发展的背后，有一些全球性的普惠金融制度要素。例如，美联储在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消费者中有11%享受不到银行服务（unbanked），另有11%享受的银行服务不足（underbanked），而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化，这些人群更容易、也愿意运用移动设备来享受电子银行或支付服务。还有一些中国转轨期的特有因素。如，目前很多互联网金融模式就是一种特殊的监管套利创新，是具有短期化特征的。如果利率进入完全市场化状态，金融市场充分竞争，客观地说很多模式存在空间会进一步缩小。此外，大量的所谓互联网金融创新，其实质则是民间金融矛盾借助“互联网外衣”的再现。

需要深思的是，现在异常火爆的各类互联网金融模式，一定会取得成功吗？应该说，金融创新中“过于求快”和“停滞不前”都是错误的，而各种各样喧嚣尘上的“弯道超车”论更是贻害无穷。在信息和技术传播如此快速的全球化时代，我们所认为的金融“后发优势”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为什么发达国家不能迅速地学习和借鉴，而甘心被我们超越？另一方面，着眼于规模和数字、脱离结构、功能和服务实体的“金融超车”是否有意义、会否真正成功，还是会造成“翻车”或“脱轨”？据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2015年衡量信息社会发展的报告，在2015年度全球ICT发展指数的排名中，中国仅位居第82位，显然我们的技术能力还远未曾与大国地位相称。这使得无论是银行业“巨无霸”，还是P2P网贷交易规模的“赶英超美”，其基础似乎并没有那么牢靠。

展望未来，具有生命力的新金融，应该展现出某些特点，如：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有效协调、共享共赢式发展；金融资源供求失衡得到控制，充分和高效利用；个人能够全面、深入参与到金融产业链之中；传统金融部门由“自服务”转化为“他服务”；风险有效共担，打造监管共享机制；普惠金融从技术和制度上得到更多保障；金融服务走向实时、智能、便捷、安全、普及；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受到抑制，金融功能彰显“初心”。

在新金融变革中，尤其需要理性认识风险。风险是金融活动的基础、创新动力之源、行为约束条件，既要敬畏风险，又不能因为风险而放弃创新。对于新金融来说，我们需要“激情+理性”，“激情”致力于追求“金融与美好社会”，“理性”应对的是“冷冰冰的数字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