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宏观经济视角看金融科技安全

对于金融科技安全问题，首先需要从宏观经济视角进行探讨。因为金融科技发展中的问题归根到底离不开整个金融体系遇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除了来自金融体系的内在因素以外，还来自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重大的、周期性影响因素。

虽然从短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从更长的周期来看，全球经济在前几年就已经处于内生增长动力弱化的局面，也处于长债务周期的顶部、创新周期的萧条期，以往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各部门的杠杆率也处于历史高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依靠宽松政策刺激，实际上难以维系之前的经济增速。如何寻找新的经济蓝海、新经济红利，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如果金融科技的创新与变革以及相应金融领域的创新和变革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未来就会遇到障碍或出现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什么要提“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概念？20世纪后期，海外曾经出现一个研究与实践的悖论，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悖论近年来在我国重现了，这就是“索洛悖论”。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计算机产业、IDC(互联网数据中心)产业投资不断增长的作用并没有真正体现在生产率的改进方面？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很多经济学家都试图对这一悖论进行解释分析，后来一度由于改善了分析路径，似乎悖论的疑问有所缓解。然而，进入21世纪，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又重新面临这一困局。这些年来，我们面临的是互联网经济的突飞猛进发展，感受到数字化程度在很多方面都有所提升，但是为什么还迫切需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纯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这是因为前些年全要素生产率不升反降。那么，我们这些年所追求的快速发展的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究竟有没有真正地体现在生产效率的改进上？能否带来中期的内生增长动力？对此，研究和实践中都是存疑的。由此衍生出我们要如何打破“索洛悖论”的问题。

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从根本上说依靠的是要素推动。所谓的“要素”，一方面是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是高储蓄率环境下的高资本转化率。而现在这两方面都遭遇了历史性的转折，如我国人口红利在减少，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同时快速进入老龄化阶段。这些在金融方面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比如，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投资者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可能越来越低。对于这些趋势性影响，有一些可通过金融科技创新活动得以缓解，有一些可能是难以逆转和对冲的。

二、从金融系统视角看金融科技安全

从金融系统视角看金融科技安全问题，首先要看当前整个金融系统最大的风险在哪里。如果出了系统性问题，金融科技创新活动很有可能也会“折戟沉沙”。当前，金融系统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金融结构失衡。这种失衡首先体现在银行体系的集中性风险越来越突出，而且这些风险最终还是不得不由政府兜底。我们希望通过金融结构优化、发展直接金融来解决现有的矛盾。然而，要使直接金融真正地发展起来，需要有较好的法治环境、优良的信用保障，因为这些对交易参与各方的相关约束是真正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的。近几年频繁发生的债券违约事件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方面，随着刚兑被打破，投资者承担风险；但另一方面，无论从债务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来看，还是从处理违约债务的过程来看，依托市场化原则进行的协调和沟通都不太够，导致直接金融的效率难以真正体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科技创新可以产生哪些影响、发挥怎样的作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在探讨金融系统性风险时，其实关注的是“大而不倒”问题，重点关注那些大型金融机构会不会出问题，因为一旦它们出了问题，则会迅速地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非常深远的负面影响。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各国监管部门开始关注“网而不倒”问题。新型、大型网络平台进入金融行业后，其覆盖面可能非常广，涉及大量的“长尾人群”，即便其整体规模相对来说还没有达到系统性冲击的程度，但是一旦出现潜在风险，会不会产生网络传导效应，带来另外的非稳定性冲击，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再比如，金融科技与金融系统性风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增加了系统性风险还是减少了风险？如果简单地认为金融科技创新活动减少了金融系统性风险，其实从实证和理论的角度来说都是难以站住脚的。笔者通过研究认为，金融科技创新活动改变了夏普比率，它使得创新主体在承担同样风险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金融科技与风险的关系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即金融科技并不是直接减少了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使承担每单位风险所获得的收益更多。对金融科技创新活动的风险还可以作进一步甄别，如创新能否有效地规避流动性错配风险、信用风险等各种微观层面的风险。

同时，金融科技创新活动风险的产生还会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对这一问题不能泛泛而谈，也不能谈风险色变，因为没有风险可能就没有任何创新，金融的核心就是有效地管理风险，科技应该带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效果。如何更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离不开学术上、理论上的梳理。在我们所关注的各种金融科技创新活动中，全面、深入地梳理具体的风险及其特征是一个重要的切入视角。

从数据要素运用的视角看金融科技安全

事实上，数据要素是金融科技创新活动最重要的要素，也是社会生产方面最重要、全新的生产要素之一。谈数据要素运用的效率与安全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处理好这个“跷跷板”的度。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入手。

第一个角度是数据要素的运用效率问题，说到底是要从系统层面推动数字化变革，使它可以在中长期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战略视角看，还要保障运用方向与路径的合理性、正确性，这也是最大的数据安全问题。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过去在谈要素投入时，往往是指单一的要素投入，而现在谈数据要素投入时，实际上强调的是它的投入改善了生产函数，改变了生产关系，对其他要素投入的效率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数据要素运用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透明化，这是其最大的价值所在。信息透明、信息传输的准确性提高，是解决一切低效率问题的根本。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数据要素的运用来治理大量灰色、低效的领域。二是规范化。如果许多领域都依靠非标准化的信息传递，那么将会出现大量信息扭曲现象，所以我们要提升信息的规范化水平。三是标准化。无论在经济还是金融领域，产品与服务从非标准化到标准化是大势所趋。四是平等化。数据要素运用真正要解决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短板问题。过去几年，诸多机构的金融科技产品主要服务于“长尾人群”，即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这部分群体，他们中间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商业机会可拓展。但是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提到的，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在1000元左右。这部分人与现在我们所说的数字化完全处在两个世界。如果解决不了这一“木桶理论”的短板问题，中国经济增速将很难上去，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实际上，数据要素的最终使用既体现为数字经济模式，也体现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上，还有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即新基建。可以看到，近两年政府层面和市场各方都越来越关注后两个部分，即传统产业如何提升数字化能力以及新基建如何跟上的问题。

第二个角度是数据要素的安全运用。近两年与大数据有关的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无论是从监管层面还是行业层面来看，现在都已经到了需不断提升数据要素功能的重要转折点，对于金融领域来说也是重要的数据窗口期。在这一过程中，安全问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与数据运用有关的安全问题，可以分为技术安全问题和业务安全问题。技术安全问题主要是针对金融服务行业的新型数据攻击。而业务安全问题则在于一方面利用数据的过程要打破数据孤岛，使数据可以被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但另一方面又需要加强隐私保护。这里面的风险和挑战都很突出。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如何更好地保证业务的连续性？这些都是数据要素安全、可持续运用所面临的挑战。

归根到底，数字化变革会带来经济的数字化、金融的数字化，而金融数字化的核心就是更开放。进一步开放的过程首先将带来效率提升，其次是将面临更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和行业共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