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在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指出：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是在那些拥有信息时代的工具的人以及那些未曾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鸿沟。进入21世纪，伴随着全球化演进，数字鸿沟始终如一道“伤疤”横亘在突飞猛进的数字化“地球村”梦想中，并且在“后WTO时代”的分化中变得更令人侧目，因为其被赋予了更多伦理内涵，即由于对数字化要素适应、拥有、应用能力的不同，而加剧了不同主体的福利落差与财富差距。

数字化浪潮已经不可阻挡地扑面而来，把所有的人都融入其中，也深刻改变了经济社会运行模式。所谓数字鸿沟并不仅局限于对信息、技术的担忧，而是反映了展现诸多矛盾与挑战的“时代鸿沟”。除了各界通常热议的话题，我们可以从更多元化的视角加以梳理。

最令人感觉沉重的，就是各国财富与收入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据统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劳动份额已经开始下降，比其他发达国家都更早，在过去20年来下降得更为剧烈。而在疫情影响下，这一问题持续加剧，据美联储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最富的前1％和10％人口分别占全部家庭财富的30.5％和69％，而最穷的50％人口仅占全部家庭财富的1.9％。我国也面临相应挑战，据西南财经大学对3万多家庭的调查显示，2020年高收入家庭财富增加明显，而低收入者财富减少很多。不得不承认，不同阶层适应数字化、信息化的极大差异，对于这些分化也有较大影响，以至于出现“折叠社会”，数字化的“高大上”与远离数字化的“活下去”在诸多领域共存。
  再就是经济结构层面，失衡与分化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如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等，都存在大量的不协调，在当前疫情影响下甚至有所加速。即便是在数字经济内部也存在典型的“鸿沟”，如数字化可包括三大层次：新“数字经济”即数字产业化、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即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过去数字产业化是重点关注的核心突破点，但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传统产业数字改造程度极低，导致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难以真正改善。

还有，则是大数据时代的“信息能力鸿沟”与“幸存者偏差”。通常认为，大数据有助于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信息不对称，但需看到，信息社会的个体从过去难以获取数据，到陷入了海量数据之中，甚至大量是“垃圾信息”，在分析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同样难以获取和甄别“有效信息”，无法保障个体权益。同时，“幸存者偏差”也表明“数据可能撒谎”，真正科学、有效认识数据并不容易。这是一种常见的逻辑谬误，意思是只能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

此外，分布式与集中式的鸿沟并非那么容易弥合。随着AI、云计算应用和普及，以及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加速，分布式架构已成为热门话题。数字化与分散化、智能化、去中心似乎一直关联，由此也带来分布式商业模式等深远变革。但与此同时，集中式的技术、架构到模式也并非能被简单颠覆，如在证券清算结算领域，中央对手方机制仍然被证明是高效安全的。事实上，以区块链与数字货币为例，已经出现了中心化与去中心的妥协。近日，美国股市的散户与华尔街机构的“多空大战”，更是在发展道路与规则层面反映出数字化“鸿沟”的深层对立。

当然，也有其他诸多维度的探讨。如新技术与制度的发展错位鸿沟，一方面新技术突飞猛进发展，已经深入到经济领域、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数据的生产、加工、流通、消费，乃至与数字化相关的众多行业和领域，都还缺乏法律、法规乃至道德伦理的制度约束，甚至出现“技术向恶”。再如数字化宏大叙事与微观基础之间的“脱节”，在我们似乎已经踏上数字化“宇宙飞船”之时，仍有多少市场生态不完善、基础设施不健全呢？正如笔者亲身体验，为什么宽带战略“赶英超美”，但还存在众多企业宽带年费10几万、速度不过50M、开个视频会都会拥堵的现象呢？这些问题与“鸿沟”，显然不是技术自身的问题。

面对如此复杂的多层次数字鸿沟，究竟能否跨越、如何跨越？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命题。虽然并不容易给出答案，但也可以试图探讨几方面的共识基础。一则，或许每个时代都有其数字鸿沟，这是信息化社会长期存在的事实，只能在快速迭代中“缓解”而无法消除；二则，理性的应对是在数字化发展中缓解数字鸿沟，而非简单粗暴地遏制，公开、透明的数字化变革始终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三则，应区分数字鸿沟的道德层面与市场层面问题，不应以“泛道德化”来扭曲市场行为，也不能在数字化“狂热”中丧失伦理底线；四则，透过数字鸿沟的表象，更需抓住背后的经济社会根源，而非纠结于“唯技术论”，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时代演变中的矛盾；五则，除了推动各方以“救济措施”应对短期的“数字化失灵”，不断加强“软”“硬”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根本，包括新基建、教育与人力资本、社会保障、信用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