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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需厘清基础性问题
近期,围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所提出的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五篇大文章,各方高度重视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探索。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设立信贷市场司以期做好相关工作,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也印发了《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在五篇大文章即将进入“实质性写作”之际,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厘清一些基础性问题。
首先,需对五篇大文章的概念边界深入探讨并形成共识。一方面,对于政策概念来说,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相对清晰一些,但也处于动态演变过程中。如科技金融在不同部门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绿色金融也涵盖了转型金融的内容。金监总局近期用“普惠信贷”替代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并包括了对小微企业、涉农经营主体、个体工商户以及重点帮扶群体等的信贷支持。同时,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的范畴则不够清晰,如在金监总局河南监管局印发的文件中提出,养老金融还包括“协助广大中青年群体在未老阶段,通过养老金融及早做好备老储备”,同时数字金融的政策衡量指标则仍未明确。另一方面,对于学术概念来说,则各篇大文章都存在诸多讨论。如科技金融可能包括了金融支持各类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活动;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在理论方面也一直存在许多差异化理解,并未形成共识性概念;养老金融作为新提出的大文章,也需区分相关财政与金融活动的边界,或许应包括服务养老的一切金融活动总和。
其次,应把握好五篇大文章的层次关系与协调配合模式。一方面,数字金融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主线,重在通过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与优化,努力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并为其他四篇大文章“提质增效”。科技金融则是重要抓手与核心政策目标,因为几篇大文章都是为了提升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而增加技术进步的经济贡献则是题中应有之义。绿色金融则旨在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服务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普惠金融与养老金融则是进一步落实金融发展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另一方面,做好五篇大文章不能“各写各的”“单兵突进”,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应该着眼于其交叉与融合地带。如数字金融与其他四篇大文章可全面结合,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都可以着眼于支持中小微企业,绿色金融理念也可融入到其他大文章中。
再次,要充分考量五篇大文章的“量与质”平衡。应该说,做好五篇大文章不仅要关注“字数”,更需要致力于写成主题清晰、结构合理、论述充分的“范文”。其中,始于1985年的科技金融探索至今仍然不够完善,需要兼顾“量和质”,真正针对痛点难点争取有所突破;从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到数字金融的探索经历了多年风雨,既给金融业发展带来“鲶鱼效应”,也伴随了许多新的风险与挑战,新形势下数字金融迫切需要从“一般文章”转变为“专业论文”;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作为国家政策支持的重点领域,其许多指标已经居于全球前列,或许将来需更注重优化结构,从“长篇大作”改成“精品短文”;养老金融则几乎是从无到有展开探索,亟待先写成高质量的“中长篇”文章。
还有,重点夯实写好五篇大文章的环境要素。例如,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八个坚持里,“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能为系统推进五篇大文章提供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则为改善五篇大文章的学术规范性提供了保障。再如,包括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在内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要素,也形成了做好五篇大文章的“生态土壤”,有助于良性、健康地推动相关改革。同时,包括金融征信服务、数据信息服务、风险管理服务等,也都是共性且必需的基础要素。
最后,要在开放条件下理解五篇大文章的发展路径。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已经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点环节,也就是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为核心内容的开放,这也给五篇大文章带来了全新的外部要求和约束变量。例如,在数字金融领域我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移动支付产业呈现一定领先性,但就全球视角看,我国数字金融创新的核心竞争力还有不足之处,“走出去”进行全球布局的程度仍然较低。再如,始于美国的反ESG浪潮也给绿色金融发展带来新冲击,其背后既有政治与利益博弈的因素,也有ESG金融逻辑的内在矛盾,以及避免长期主义“短期化”的挑战,由此,在基于国情的绿色金融创新探索中,也需直面绿色与ESG原则在金融领域的价值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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