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本质上是一场以土地、厂房、设备为底座的“物本扩张”，由此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当物质资本积累超过一定规模，边际收益递减就成为硬约束。增长的主要约束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意味着继续“堆项目、扩产能”的老路难以持续；而居民消费率偏低的深层根源，也部分在于人的收入能力与发展预期不足。因此，把更多资金资源投向人的能力、健康与发展，既是培育新动能的必然选择，也是打通需求侧约束的重要举措。

回顾历史，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2023年5月，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作出部署；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将其列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新认识；2026年3月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金融是资源配置的枢纽，必然要求金融体系调整服务理念、产品结构与制度安排。金融如何服务好“投资于人”，是“十五五”时期金融业必须回答的命题。

一、把握“投资于人”的内涵与边界

讨论金融的支持模式之前，需要先对概念进行辨析。所谓“投资于人”，是投向人的知识、技能、健康与创造力的生产性投入。它既不是简单的发钱补贴，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生兜底，而是兼顾公平与效率、能够带来长期回报的战略性投资。

“投资于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兜底保障，以普惠医疗、基本养老保险、大病保险等对冲疾病、衰老、意外等风险，守住人力资本不贬值的底线；二是增能提质，从婴幼儿照护、学前教育到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持续提升人的知识和技能，这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渠道；三是价值转化，通过就业扶持、创业支持、人才激励等，把人的能力兑现为收入和产出；四是畅通流动，以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人才体制改革，减少人力资源的错配与闲置。应该说，四个层次层层递进，覆盖全部人群，贯穿全生命周期。

由此需要澄清三个常见误解：其一，“投资于人”不等于短期消费刺激。消费券、普惠补贴可以托底民生、平滑波动，但只有那些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增强长期发展能力的投入，才属于战略层面的“投资于人”。其二，“投资于人”不等于传统民生支出。后者重在公平兜底，前者则把“养人”的钱更多变成“育人”的钱，讲求可计量的长期回报。其三，强调“投资于人”不是不要“投资于物”。学校、医院、科创园区等硬件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载体，人的能力提升又会倒逼设备更新和产业升级，催生新的投资需求。物为人筑基，人为物赋能，二者相互嵌套，而非彼此替代。

对金融而言，这一转向的实质是从“物本金融”走向“人本金融”。传统金融体系形成于工业化时代，授信逻辑围绕土地、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展开，重抵押、重规模、重短期回报。当增长重心转向人，金融资源配置的重心也要随之调整，从主要服务资产扩张，转向服务人的成长、发展和价值实现。

二、金融服务“投资于人”的理论支撑

金融介入人力资本领域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有清晰的理论依据。

第一，人力资本的资本化是金融赋能的底层逻辑。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早已证明，人力资本是长期增长最重要的源泉。数字经济时代，人才、技术、知识的价值进一步凸显。金融要做的是价值发现，即把原本看不见、摸不着、押不出去的人才资质、研发能力、专利成果，转化为可识别、可定价、可授信的金融信用。近年来各地涌现的人才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科技成果转化贷等，其支撑逻辑正在于此。

第二，生命周期理论提供了场景依据。从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到默顿等人的生命周期金融理论，金融的核心功能始终在于跨期资源配置与风险平滑。一个人在求学、就业、创业、养老的不同阶段，都有人力资本投资需求，也都面临“投入在前、回报在后”的资金错配。

第三，数字技术为破解“双重错配”提供了可能。金融长期不愿投“人”，卡在两个错配上。一是价值错配，人力资本无形、非标、难估值，与传统风控逻辑相冲突；二是时间错配，人力资本投入周期长、回报慢，与商业机构的短期考核相冲突。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隐私计算等技术，通过整合政务、社保、教育、科创数据，对人的能力进行画像和估值，使得信息不对称这一根本障碍正在被逐步弱化。

第四，风险分担机制决定金融投入能否长久。人力资本投资的公益性强、不确定性高，单靠逐利资本难以持续。金融体系的独特价值恰在于期限转换和风险分担，通过信贷、担保、保险、股权、基金的组合，把长周期、不确定的投入拆分成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都能承接的形式。这也是金融服务“投资于人”区别于财政投入的关键所在。

三、金融服务“投资于人”的实践探索

从落地层面看，金融服务“投资于人”可从居民、企业和“人—物”协同三个维度展开。

首先，居民是人力资本的载体，关键是围绕全生命周期构建金融服务体系。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个人在求学、就业、创业、养老各个阶段的资金错配问题，这要求金融服务必须覆盖全周期而非单一环节。一是教育金融。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源头、基础，是实现人口质量跃升的核心抓手。金融服务教育领域，必须摒弃单一助学贷款的传统模式，构建分层分类、精准适配、全学段覆盖的教育金融体系。二是健康金融。健康是人力资本可持续释放效能的生理基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高质量人力资本。新时代健康金融要突破单一保险赔付的传统边界，构建保险保障、健康管理、医疗服务、风险对冲、产业赋能等全链条服务体系。三是养老金融。深度适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金融服务养老领域必须统筹居民个人养老保障与养老产业发展赋能两大主线。在个人保障层面，持续完善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三支柱体系，推广个人养老金账户、养老理财、养老储蓄、养老年金保险，引导居民提前做好养老储备；在产业赋能层面，灵活运用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康养产业基金、REITs、保险资金股权投资、专项再贷款等工具，支持养老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养老技术研发、养老服务机构提质、康养社区运营。四是创业就业金融。就业是人力资本价值变现的核心渠道，创业是高端人力资本价值释放的重要形式。创业就业金融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全链条金融支持，降低创业门槛，稳定就业岗位，激励技能提升，激活人才创新活力。五是金融素养赋能。应将金融素养培育作为居民侧人本金融的独立核心板块，常态化开展全民金融知识普及、风险防控教育、家庭理财培训、理性投融资引导，使得居民理性管控家庭杠杆、聚焦长期人力资本投入、优化家庭财富配置。

其次，企业是人力资本转化为生产力的枢纽，核心是扭转“重抵押物、轻人才”的授信惯性，将人才价值转化为可识别、可定价的信用资产。一是人才金融。当前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动力不足的核心痛点，是人才投入存在显著的正外部性，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培育核心人才、技能团队、创新梯队，却面临人才流失、收益外溢的风险，导致企业“不愿投、不敢投、不舍投”。金融赋能人才建设，则是通过金融工具对冲外部风险、降低培育成本、锁定人才价值，引导企业常态化、持续性加大人才培育投入。二是技术创新金融。技术创新是高端人力资本价值释放的核心载体，科创人才的知识、技能、创新能力最终通过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实现经济价值。但企业研发投入普遍存在资金占用大、周期长、风险高、不确定性强的痛点，轻资产科创企业尤为突出。对此，金融服务必须覆盖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企业的研发与人才培育需求。三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职业教育是产业技能型人力资本培育的核心阵地，金融赋能职业教育须引入市场化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资金链融合。四是人力资源服务金融。人才双向流动、合理配置、高效利用，是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效率的关键。如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专属贷款、供应链金融等工具，能够助力优化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

最后，金融须协同支持“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单独的人力资本投资若缺乏产业硬件载体，便难以落地、难以变现；单独的物质投资若缺乏人才软件支撑，则容易低效空转、难以提质。金融协同的核心使命，是通过精准的资金配置、机制设计、场景融合，破解人、物两大要素错配、割裂、失衡的突出问题，构建“硬件迭代赋能人才发展、人才升级赋能产业提质”的双向循环新格局。一方面，在新基建、产业园区等重大项目的投融资评估中，同步考察人才引育、技能培训和就业带动等“人本含量”，避免“有设备无人才、有产能无产出”的空转。另一方面，依托产业链金融双向发力，既以设备更新贷款、技术改造贷款支持硬件升级，也以人才贷款、成果转化贷款支持软件提升，实现产业链升级、人才升级、资金配置升级。

四、金融服务“投资于人”的制度保障

人力资本投资周期长、缺抵押、收益外溢，与市场化金融逻辑存在天然差异，仅靠市场自发力量难以走远，需要多层次的制度安排加以引导。

一是强化财政与金融协同。用好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担保降费、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以少量财政资金撬动数倍金融资源；用足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让低成本资金精准流向人本领域。

二是形成多层次、差异化的供给格局。如政策性金融聚焦普惠薄弱环节和超长期项目，商业银行聚焦场景和产品创新，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人才创业和成果转化，中小金融机构深耕县域基层，各归其位、各展所长，避免同质化竞争。

三是健全风险分担机制，拓展长期资本供给渠道。构建政府、银行、担保、保险、基金共同参与的风险共担机制，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的增信作用；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鼓励“投早、投小、投长、投硬科技”，以长期资本匹配人力资本的长周期属性；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线资金也可通过康养产业基金、养老设施REITs等渠道参与进来，形成“长钱”与“长投”的对接。

四是补齐数据和基础设施短板。信息不对称是金融“看不懂人”的根源。例如，人才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产品虽已推出多年，但经常遇到各种挑战，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的估值缺乏市场公认的标准。应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动人力资本相关数据的标准化共享，探索建立分行业、分层次的人力资本价值评估标准与人力资本信用评估体系；健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质押登记、评估和流转处置机制。

五是完善差异化监管与考核激励。适度提高人本金融业务的创新容忍度，落实尽职免责，让基层敢贷、愿贷；研究建立相应的统计标准和信息披露制度，解决“说不清、评不了”的问题。同时要守住风险底线，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防止居民过度负债和企业盲目融资，确保金融“投资于人”行稳致远。

总之，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变的是增长动能，不变的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对金融业来说，这既是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也是自身转型的机遇。只有把人的潜能转化为发展的动能，金融方能真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