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长三角一体化》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20年8月出版)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是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和上海各界的支持下，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最终成立的。作为一家智库，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庆祝诞生的方式就是研究问题。作为研究者，我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研究问题，本次会议我们选了三个议题：金融科技、资本市场和长三角一体化。

在7月21日上午的致辞中，大家不约而同地讲到金融科技，可见金融科技是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金融发展的痛点，也可以看到发展金融科技的必要性。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科技一定是今后的发展重点，为此，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第一个专设机构就是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研究院。

大家都关注金融科技是件好事，但作为研究者，我们还是认为需要冷静看待，不可重蹈互联网金融的覆辙。

按照现在的定义，互联网金融也是金融科技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014年初市场在做互联网金融时，监管当局对它非常警惕，当时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总的感觉是不可忽视互联网金融，因为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基本动力，金融发展也靠科技推动，而且金融业是科技最早、最敏感的使用者，不能小视。2015年，随着“互联网+”成为我们的发展战略，互联网金融也成为全国热潮，但非常遗憾的是，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出了很多问题，到现在余波未消。

发展金融科技要以完善金融基本体系为前提。互联网金融之所以“为中心而生末路”，表面上是因为我们用最现代的手段做最传统的业务——资金池，通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赚取利差，利用P2P变相发债券、证券，实际上这是因为做传统业务受限制、管制太大。西方早期支付很发达，我们一下跨过支票和信用卡，达到移动支付，不要就此认为我们一定领先、超越了发达国家，千万不要有这样一种虚妄的看法。金融的运行必须完备各种条件，在不具备的情况下发展新事物会导致信用问题、监管问题、道德风险问题，互联网金融反映出了这个状况。金融科技的本质是金融，当我们用最新科技来发展金融的时候，要检验其是否具备金融所需的要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发展金融科技不能只看科技，还要看金融制度本身，要完善金融制度。

总的来说，做金融时要遵循金融的规则。下一步我们将在上海设立金融科技研究院，会致力于把最先进的科技和最适合我国的金融文化、金融体系结合起来，这件事我们感觉任重而道远。金融科技发展下去一定会遇到诸多问题，比如利率、汇率没有市场化，收益率曲线没有有效地形成等问题。金融科技的使用基本上是在支付领域，稍微触及一点货币和信用领域，如果大量进入信用领域，跨期配置马上会遇到利率问题。未来触及跨国信用等问题时，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做好金融基础设施，那么金融科技有可能成为祸害。

7月22日上午的议题是长三角一体化，嘉宾演讲的角度各不相同。我听完之后有一点忧虑，因为主流推动措施好像是再“造”一个地方，但我想长三角一体化绝对不是再造一个地方、实行特殊政策，沿着特区之路发展的长三角一体化绝对不是我们要的。

周振华院长讲到，现在中国面临新的全球化格局、新的竞争，我们需要创造一套新的体系，引入新的力量；还讲到了国际产业链变化问题、分工的变化问题、跨国公司经营谋略变化问题，这些都是新东西。其实上海需要冷静地想想我们得到了什么，推进了什么，有多少可复制、可推广的东西，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法划分一个特区，那就失去了做长三角一体化的意义。

据我所知，一开始成立上海自贸区的目标非常明确，即应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挑战，因为TPP包围了中国，并将中国排除在外。而且奥巴马在澳大利亚签订协议的时候，说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主宰国际规则制定。那时候我们的党中央非常英明，明察秋毫，在中国最发达地区试行了TPP 合作原则。

我觉得长三角不能够沦为做成一个小特区，应当是一个新的体制机制的建立，可以有效应对国际上的风云变幻，能够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及深入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创造一些经验。所以我认为长三角一体化有几个方面是我们需要重点注意的。

第一，应该做市场一体化，而非行政的一体化。中国最大的市场缺陷是土地市场，尤其是城乡土地市场，最近都在讲这个问题——农民手里“三块地”、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一体化问题，亟待解决。因为中国城乡风格是苏联体制，苏联的城乡风格是，在经济上，乡村是落后的，城市要通过榨取乡村剩余价值来发展工业；在政治上，乡村是合作制或者是私有制，而城市是公有制，为保证公有制的快速发展而限制合作制和私有制。历史告诉我们，工业化进程中受益的应当是农民，其关键环节是土地资本化，土地资本化收益给农民，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土地资本化收益被各级政府和开发商拿去了，农民得到的很少。中央很多文件都在讲“农民三块地”的确权和交易问题，我觉得长三角是否可以探讨一下城乡土地一体化问题。

第二，公共服务均等化。并非要把所有的服务均等化，均等的应该是少数关系到基本生活的服务。

第三，如何对好的公共服务收费。我们无法算清楚一个城市税收多少、中央拿多少、地方拿多少。现代公共经济理论讲到使用者付费，因为你获益了就需要付费。发达国家与我国是相反的，我们是费改成税，而发达国家是大量税改费，因为现在可以识别受益者，效益也能够捕捉到并且计量出来，谁获益多少谁付费多少。有人说中国是分税制没有办法搞，其实美国更复杂，但是他们通过使用者付费这个基本原则解决了问题。

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是为了应对新的全球化挑战，目前全球化格局正在调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争端，开始对我国加征关税，此趋势逐渐扩散，传导到美国的甚至全世界的企业。由此大家会发现世界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要顺应这种变化，重塑全球化格局，长三角一体化要在此发挥积极作用。

7月22日科创板开市，科创板的开板及运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世纪之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

第一，目前看来科创板的制度很好，接下来怎么协调是关键。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以及产权交易，六个层面应当是一体的，而且要形成平滑过渡的结构。科创板推出后，下一步应该研究怎样形成真正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央最近不断强调要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有两难，而且是非常明确的两难，经济增长需要有资金供应，中国目前的资金供应方式以间接融资为主，带来的后果是债务的提高、风险的积累。解决的方法就是发展权益类融资，既得到了资金，又不会提高杠杆率和债务。现在提出发展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比以往更加迫切，要形成功能不冲突，有分工的、平滑的、多层次的市场结构。

第二，原来的间接融资体系中有一类资金，如果不加以引导，以后会形成债务，资管行业的作用就是将其变成长期资金，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形成权益。信托行业的工作也是如此，即资金性质转换、长短期转换、权益性和债务性权益转换。我们要将债务类资金从银行资产负债表里拿出来，转换为权益类资金。

第三，要注意的是，多年来中国资本的形成靠的是银行而非资本市场，虽然教科书上写到不能依赖银行，但是银行确实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而且也没有出什么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特色，需要认真研究。2019年4月底，资产结构中中长期贷款五年以上的占比是62%，同样是2019年4月底，从美国持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到，资产中长期贷款占比为30%。中长期贷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住房抵押贷款，一类是长期投资。这是不一样的，住房贷款是抵押贷款，属于自物抵押、自清偿，可以进一步证券化并从中长期贷款中剔除。美国把住房抵押贷款去掉后，中长期贷款占比只有2%，中国则是37%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的银行金融机构用自己的中长期贷款支撑了中国长期的高投资、高增长，而且其中通货膨胀很少发生，这是真正的奇迹所在。我们不能忽略20多年来的事实，当事实和教科书相矛盾的时候一定是教科书错了，实践是不会错的，此时就需要进一步研究。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需要全面的眼光，要使现有的格局形成一个互相不矛盾、不冲突的结构，同时不能忽略传统金融机构间接融资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等待去解决。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仍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挑战性很大，我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很愿意用上海这个平台来推进研究，从而为整个国家金融改革发展贡献绵薄之力，也希望在上海得到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最后我代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向各位的支持表示感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