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经过一天的讨论，我们接近尾声了。大家都是各方面的顶级专家，我是不能够全部概括的，我只讲几点体会。

就我从一个中国学者角度来说，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有些体会。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问题。今天有好几位与会专家谈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我想关于中国的问题应当有共识。第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经过长达35年的高增长之后，现在在下滑，这个是共识。但是这个下滑绝不意味着“硬着陆”，也不意味着进入了长期衰退，大部分专家都是这样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比较客观的、比较冷静的态度。

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大家看到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是一些经济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在发达国家或多或少都经历过。比如大家谈到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的过程中，由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制造业要低，于是整个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下降，导致增长率在下降。这是一个客观过程，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再比如，因为经过长期的、高强度的工业化，中国资本存量非常大。资本存量多了，要有很多的资产为现有资本服务，服务于现有资本存量的资产，是不创造新的产值的。因为资本存量大了，资本存量的交易规模也会很大，而资本存量的交易特别是用金融形态的来进行交易，不创造新增产值，但是会使得金融的上层建筑越来越大。这个问题通过这几天的讨论还是比较清楚。英国FSA的前主席特纳的一本书《债务和魔鬼》就讨论的是现有存量的交易问题，现在货币政策提供的货币供应大部分进入到现有存量的交易，没进入新增的实体经济的交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因为存量大了，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现金流用于还息，也对实体经济的运行是负面影响，这是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与劳动生产率有关，就是资本产出比在提高，刚才几位与会专家都谈到了中国资本产出比的问题，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发展，要得到定量的产出必须使用更多的资本。这个与劳动生产率下降是互为表里的，中国现在正是出现这种情况。

第四个因素是人口结构的恶化，总体来说是老龄化，结构上看是劳动参与率下降，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比重下降，反过来说，抚养人口比重在上升，它是从很根本的意义上降低劳动生产率的。

总之因素很多，比如创新不足的问题，现在各国都处在这样一种状况。这样一种探讨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给了一个科学的、冷静的、客观的分析。如果是这样的话，应对下滑的预测也就很清楚。比如要加强创新，要把我们的整个资源，包括金融的资源，财政税收的资源，用于支持创新。再比如要加强人力资本，蔡昉教授谈到中国人口中的教育结构，我们要在加强和积累人力资本方面做更多的事。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就是要加强市场化改革。对中国来说，我们要想获得新的红利，推行改革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债务问题。通过今天的讨论也有几个共识。第一个共识是中国的债务在增加，债务与负债率、杠杆率都在提高。这是由很多的原因造成的，而且关于负债率、杠杆率也很难直接进行国际比较。要看总负债它是那个样子，稍微看看结构就不太一样。比如美国杠杆率很高，但从结构上看美国是政府的杠杆率高，居民部门的比较高，但是企业的杠杆率不高。对中国来说，政府的杠杆率不高，居民的杠杆率不高，但是企业的杠杆率很高。这样一种非常不同的结构形成的总结果，是很难进行直接比较的。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些问题还是要更深的分析到具体的国情，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二个关于负债问题，特别是与会外国专家谈到负债与不良率的关系，认为负债本身不是特别可怕，负债率高本身也不是特别可怕，可怕的是其中不良负债比重高。因此就把中国解决债务问题、解决杠杆率太高的问题，集中到要很好地处理不良资产上。中国政府对此直言不讳，我们自己也承认有这样的问题，而且下一步会花功夫来处理，不是简单地降低负债率，也不是简单地去杠杆，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解决不良资产问题，这是问题的要害。

第三个关于债务问题，特别是在中国，主要是企业的债务。因此债务问题的处理和企业的改革密切相关，这一点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主要领导多次说到，比如最近李克强总理在说到债务和企业关系时说，企业要瘦身。我前面已经谈到，就是要建立一种联系，减债就是要减企业的债，它过去的虚胖要让它降下来，过去用不断地借债来做大的资产，应当把中间的水分挤掉，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有效率的企业，然后继续前行。

最后一点，杠杆率的提高、债务率的提高是一个很综合的结果，尤其是对于中国这种金融结构来说，我们是一个债务驱动型经济，中国增长通常需要增加负债才能够取得。如何把握稳增长和去杠杆的关系是至关重要，这是中国当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趋利避害，应当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处理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负利率问题。与会专家确认负利率是一个事实，而且看起来实行负利率的国家还会越来越多，实行负利率的时间还会越来越长。接下来就是对这个事实的解释和应对。从表面上解释，一些国家是要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制，还有一些国家是为了阻止资本流入，资本流入多了，外汇储备多了，给国内造成一些意外的冲击，还有很多原因。但是我认为负利率是所有金融现象的一个集中体现，如果很多国家长期的实施，根源在实体经济层面。它的实质是储蓄和投资的平衡关系发生了变化。现在很多分析专家认为，当今世界储蓄过剩，我倒是愿意说是投资不足，因为储蓄过剩、投资不足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是主导的肯定是投资这一面，是投资不足，吸收不了储蓄。中国其实长期一直也是这样，为什么不投资？不投资是因为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下降，因为资本的收益率下降，资本收益率下降是因为科技进步不够，是因为需求不足，是因为过去的产能过剩等等。这看起来是中央银行在做的事，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经济而且是实体面的事情。如果到这个层面，这个事情不可能轻易的过去，当然通过这个现象我们也看到，全球的危机恐怕恢复的过程会非常的漫长。关于负利率，与会外国专家也谈到，长期负利率使好多东西扭曲了，比如利率和汇率的关系，金融理论谈汇率的时候有利率平价理论，就是说短期内汇率决定于两国的利率水平。日本都负利率了，日元还升值，所有东西都扭曲了。负利率现象表明全球的经济体系、金融体系正经历着我们没有遇到过的一个大的变革，大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现象，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传统理论不能解释，所以大家必须同心协力，不要互相指责，大家来共同的探讨这些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几位与会专家都谈到了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等等，我觉得有几点共识。第一点是供给侧改革确实面对的是长期的问题，面对的是实体经济的问题，面对的是结构性的问题。所以中国政府提出的供给侧改革，而且作为今后改革的一个主导方向，是非常有远见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第二点是与会外国专家认为谈供给侧肯定不能忽略需求侧。习近平主席完整的话是，在需求适当的支持下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面都说了。我们也注意到，供给侧改革不能够单兵突进，必须有需求侧的适当的水平加以支持，否则进行不下去，这就好像过去我们讲需求侧也要有供给侧一样。今天，与会专家们的评价对于我们的供给侧改革的合理性、科学性以及今后的方向还是给了非常多的一些探讨，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供给侧的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最后一点是供给侧改革的要点是市场决定，企业主导，政府适当的发挥作用。我们几位专家经常会引述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其实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改革的重点就是在供给侧方面，需求侧要保证供给侧的改革能够顺利的推进，现在我们供给侧改革的路径越来越清晰，领域也越来越明确，方向也越来越清晰，决心也越来越大了。通过这次研讨，各位专家对此给予肯定，我觉得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最后，我代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对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建立一个联系，今后能够多召开这样的会议，再次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