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近年来，在讨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国内外经济发展格局时，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用“新常态”（new normal)加以描述；其他如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时期”“新秩序”等等概括，表达的也是相同的意思。

但是，“新常态”一词，在国内外的缘起及其表达的含义并不完全一致。

在国际上，“新常态”一词最初是与经济衰退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2002年，“新常态”一词就已在西方媒体中出现，其经济含义，主要是指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新常态”旋即转变为刻画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新特征的专用名词。2009年，更有一些媒体和知名学者开始在危机之后的长期深度调整的意义上使用新常态概念。例如，2010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CEO默罕默德·伊尔艾朗就在一份题为《驾驭工业化国家的新常态》的报告中，正式在后危机时代之深度调整的意义上提出了新常态概念（El-Erian,2010）。自那以后，这一概念迅速传播开来，成为诠释危机后世界经济特征的流行词汇。例如，克拉瑞达（Clarida，2010）就曾指出：在“新常态”下，发达经济体（高收入国家或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特征可以概括为“低增长、高失业以及投资的低回报”。

在中国，“新常态”一词则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密切相联。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论及经济形势时，他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29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问计当前经济形势，又一次提到“新常态”，他进一步指出：“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集中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三大特点，继而，他集中阐述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四个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到了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新常态进一步上升为中国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逻辑起点。在这个重要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详尽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及原因，然后他总结道：“我国经济发展进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本，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显然，新常态概念在国内和国外基本上是相对独立形成的，而中国的新常态更应该看作是习近平主席的创造性转化：如果说全球新常态是对未来世界经济趋势的一种悲观认识，那么，中国新常态则包含着经济朝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积极的内容。

全球新常态与中国新常态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国内外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商界领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自本轮全球危机以后，全球经济的发展，包括构成“全球”的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自然也包括中国在内，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十分明显。在国际上，新常态更多地是被动地反映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之长周期的阶段转换，其隐含的意蕴，如果不是消极的，至少也是无可奈何的。在中国则不然，新常态构成面向未来更高发展目标的战略规划，它不仅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而且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同时也指出了转型的动力结构。

二

“新常态”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概念。

一个“新”字，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全球发展划分出存在系统性差别的两个不同时期。就外在特征而言，两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存在高低之别，自然地，与之内洽的宏观经济变量，诸如就业、物价、利率、汇率、国际收支、财政收支、货币供求等，均呈现出不同的水平。就内在根源而论，支持经济长期发展的实体基础，诸如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水平、人口结构、要素供给效率、储蓄与投资关系，以及储蓄投资均衡状态下的真实利率水平等，都彰显出不同的性状。因此，新常态概念昭示我们：在认识当前、规划未来时，我们必须首先沉下心来回顾来路，对“旧常态”进行认真分析，搞清楚我们几十年前从何处出发，何以发展到今天，如今何以不能循旧轨继续走下去，今后又将向何处发展，以及我们将创造怎样的实体经济基础和体制机制去实现这一转型。

“新常态”的判断，指示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基本底色。它提醒我们，旧常态的辉煌或许值得眷恋，但是，在大概率上，它已经很难回归。因此，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全面调整理念、心态、战略和政策，主动适应新常态，学会在新常态下生产和生活，并积极地引领新常态向着我们设定的更高目标发展。

毫无疑问，新常态蕴含着发展的新动力。发现、挖掘并运用好这些动力，需要我们对旧常态下习以为常的发展方式进行革命性调整，必须对已被旧常态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壮士断腕式改革，必须以高度的智慧引领新常态。这意味着，改革构成新常态条件下的经常性任务。

鉴于新常态事实上是一个全球性现象，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已进入了一个“改革竞争期”。这意味着，对改革的紧迫性、艰巨性及其多样化内容认识得最深刻、策略最完备、决心最大、效果最明显的国家，将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毫无疑问，这一次，中国再次走在世界前沿：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决定，以及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为我们勾画出进行新一轮改革、实现中国梦的完备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