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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大循环,转型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绝难一蹴而就
一、全球经济遭遇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一直呈下行趋势。
看起来,这一趋势在未来还要延续一段时期。这让我们想到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经常提及的一个概念,那就是:全球经济遭遇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2020年疫情之前,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均处于下行通道。2020年的疫情冲击,将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拉下了更低的轨道。
这次疫情是一个全面的冲击,大概概括一下,至少包含7个方面的冲击,即:需求冲击、供应冲击、金融冲击、生命损失的冲击、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中小企业破产的冲击、全球产业链断裂冲击。
正是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党中央和国务院早就将防控疫情置于所有工作的前置性位置,并作出了一系列部署。今年7月30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强调:“要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李扬表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疫情的冲击比战争冲击更为严重。虽然,对于人类而言,战争和疫情都是灾难,但是,战争的本质是消费刺激型灾难,而疫情则是需求抑制型灾难,因此,战争之后通常会有经济繁荣,而疫情之后则会有长期的萧条相伴随。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李扬认为,这是我们在分析当下经济形势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疫情与战争之类的其他灾害相比所以危害更大,是因为,其中还有“去全球化”的影响。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现在发生的事情,即世界各国因疫情而封锁国境,称为“大封锁”(Great Lockdown)。有些学者,例如马丁·沃尔夫,为了减少此类事态的“阴谋论”色彩,更倾向于用“大关闭”(Great Shutdown)一词来刻画当前的状况。无论用什么词,一个事实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疫情使得这个世界倒退到一百多年前的“城堡经济”时代。
“大关闭”的概念突显了这样的事实:即便政策制定者没有主观实施封锁的动因,防疫的客观要求和集体行动,将产生关闭各国国境和产业链脱离的结果。于是,全球经济同样会崩溃,而且,在封锁结束后,可能还会继续延续相当长时期,更有甚者,有些断裂将永远无法修复。
二、中国是唯一正增长的大国
2020年以来,各国际组织均继续下修了全球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IMF6月4日发布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与4月发布的预期相比,该报告预计2020年经济衰退将进一步加深,2021年经济复苏将放缓。IMF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下降4.9%,比4月的预测低1.9%;2021年经济将出现部分复苏,增长率将达到5.4%,低于此前预计的5.8%。
世界银行的预测更悲观。世界银行此前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2020年全球GDP将下滑5.2%,世界经济将陷入二战以来最深度衰退之中。
世界银行还指出:通过与过去14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进行比较,此次新冠衰退将是自1870年以来全球经济衰退联动性最高的一次。
根据世行现有的预测,2020年超过90%的经济体将遭受人均GDP的下降,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1930-32年“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期间的85%。
相比而言,我们中国是幸运的,因为中国对疫情的控制是有效的。
IMF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1.0%,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2021年将实现8.2%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率因疫情而下滑固然在意料之中,有一个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即:今年一季度,中国国际收支出现“双逆差”,此为数十年来之仅见。这是不是会成为趋势,还有待观察,但是这个现象出现,足以令人警醒。过去相当长时期,中国的对外账户都是顺差,而且是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双顺差,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那就是为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而烦恼,从而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不过,那是富裕中的烦恼。反过来,如果出现逆差,而且双逆差持续一段时间,外汇储备进一步减少,那就是困顿中的烦恼了。那是完全不同的。
全球分化下的中国对策: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前所未有。李扬表示,一方面,我国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另一方面,国际环境似乎有逐渐恶化之势。但是,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这些基本特点,正是我们度过难关的保障。
最近一段时间,从企业家座谈会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国在不断完善自己应对疫情冲击的对策。在今年“两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一经提出,便引发广泛关注,海内外媒体争相报道,各路智库机构纷起解读,同时也引起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热议。
李扬认为,理解这一战略转变至少可以有如下四个角度。
第一,从“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转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是无奈之举。如所周知,分工和交换是增进效率、促进增长的最根本路径。分工原理运用到国际领域,便表现为以国际分工和跨国贸易为基本内容的全球化。全球化使所有参与其间的国家获得好处,只是好处大小而已。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常识。这几年美国总统到处说美国吃了亏,那是缺乏起码常识的表现。中国当然也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好处,可以说,没有全球化,就没有中国经济四十年的奇迹。然而,就是这个让全球各国均获得好处的全球化,如今面临退潮。其原因,既有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有意为之,但更多的则是因为前面提及的由疫情导致的全球各国“大关闭”。所以说,从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到强调国内大循环,是中国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第二,在这个世界上,中国是少数几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身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超级大市场,国内区域发展形成梯度结构,从而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具备建立国内循环体系的经济体。这正是中国经济的底气所在,发展的潜力所在,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第三,发展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绝难一蹴而就,因为,这需要我们对我国资源配置格局进行重新布局。这是一个需要瞻前顾后、久久为功的长期战略。首先,四十年中国发展奇迹告诉我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依托高度发达的市场机制。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改善我国营商环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次,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是通过企业的自主行动实现的。因此,进一步动员企业的积极性至关重要。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特别要大力鼓励发展民营企业,大力引进外资,深化国企改革,充分调动各类企业的积极性,“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其三,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明显加快,目前已跻身全球第一方阵。在资源配置格局重新调整过程中,在转向国内大循环新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深入推动我国经济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当使我国在新的更高水平上重新塑造我国资源配置格局。
第四,应当清楚地看到,从全面参与资源配置的国际大循环,转换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将是一个渐进且充满荆棘的进程。十年前,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曾高达GDP的60%以上,这意味着,就国际市场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而言,“三分天下有其二”。即便到了2019年,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大大降低,依然还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自然使得资源配置格局的重组不那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资源配置的效率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内有所下降,相应地,经济增长率也会受到向下的压力。然而,从长远来说,对于中国来说未必就一定是坏事。历史上看,往往就是这种外在形势的压迫,会迫使我们迸发出创造力,解决长期未能解决的发展瓶颈问题。
资源配置格局的转型是一个长期任务。作为具体的安排,我们还须长短结合。眼下的任务,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那样:“稳”与“保”,构成2020年经济政策的主基调。
对于7月30日政治局会议中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阐述,大家颇多解读。在李扬看来,自本年初开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宽松的格局,基本上就没有变化,至于措施的重点,用词的差别,其实是无关宏旨的。宏观政策的基本逻辑就是,只要新冠疫情依然肆虐,经济下行压力依然未减,宏观政策的宽松趋向就不会改变。在货币政策方面,增加货币供给和社会融资规模,推动综合融资成本下降,同时,确保资金“精准”地流向实体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是一直被强调的几个要点。至于财政政策,增加赤字、增发债务,减税降费,注重实效,则是始终强调的重点。我认为,今年下半年,这种政策取向,不会有大的调整。
三、小微企业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需要指出的是,既然疫情得到控制是一切政策产生作用的前提,那么,我们的所有应对政策的重点,便都是在于维持生存。正像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清楚阐明的那样,我们的一切措施,为的都是“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正是由于维持生存,稳住上亿市场主体成为重中之重,支持小微企业便有了比过去更为重要的意义,而且,由于小微企业当下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维持就业,保护民生,所以,支持小微企业与纾困并举,便是重要的政策组合。
中小微企业关乎就业,间接地关乎社会稳定,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此次疫情,在抗疫过程中,政府面临两类问题,一是维持企业运转,二是向普通居民提供救助。在这两种社会政策之间,其实存在彼此替代的关系。就是说,若不能让小微企业继续存活,政府就必须对原先在这些企业中就业的居民给予补助。两相比较,显然是维持小微企业运转,让广大人民用自己的劳动换回自己维持生活的收入,更能做到激励相容,更符合经济运行的基本道理,因而是更为健康的。
如今,小微企业的作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在工业化社会中,“大的就是好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最重要。但是,在后工业化时期,在服务化、信息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小的就是好的”。在服务化、信息化、网络化为主的经济社会中,小企业是经济运行的主体,它们绝对不只是大的补充,而是同大企业同等重要的主体,大企业必须同它们相互配合。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小微企业中的一部分,正是创新的主体。其实,真正的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大多来自小企业。因为小微企业没有历史包袱、其经济发展中没有沉没成本,没有什么坛坛罐罐惧怕打破,也没有任何条条框框束缚它们,它们只有对未来美好发展的愿望,只有超越现实的激情。
四、投资仍是主角
我们看到,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不仅表现在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局上,也表现在全球资本市场体系的变局上。在金融领域,与百年不遇之大变局相伴随的,是财富管理的重新洗牌,并给全球投资人的收益稳定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进入到2020年,受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叠加疫情等因素影响,国际市场的波动性在加剧。无论国际还是中国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并带来市场的波动。当前,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与走势,会对资产配置、财富管理产生新的影响,也是当前投资人普遍关心的话题。
投资人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些变化,认识财富管理的新环境,助力做好大类资产配置和交易管理。
在可见的未来,出口负贡献、国内消费不振,都将成为长期现象;增加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
大量的投资都是需要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密切结合而展开,都需要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协调,需要政府和民间相互配合,所以要关注投资的主体,要关注投资的领域,关注新的投融资方式。
李扬认为,今后中国的投资领域,可以用“两新一重”加以概括,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这些领域的投资潜力无穷,但是,创新这些领域的投融资方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挑战。
李扬表示,特别希望说一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毫无疑问,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投资,我们国家已经出现了十余个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和数十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乍一看来,我国的这些城市都建设得十分宏伟,但是,它们是否适合人居,是否环境友好,是否以人为中心,都尚待考研。应当说,近日的水灾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一场大雨之后,立可分辨何为发展中国家,何为发达国家。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那是发展中国家;下水道里可行走,那是发达国家。简言之,一场大雨,再加上一场疫情,充分暴露了我国城市发展的短板,今后,努力补充城市基础设施的短板,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严峻任务。
差距就是动力,差距就是方向。回归到投资来说,就中国而言,已经到了补整个社会基础设施都投资不足的阶段,包括城乡一体化等。而这样一些投资大部分都不是纯商业可持续的, 市场和政府结合,民企国企结合,政府和民营企业结合,PPP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主要的事情。所以,归结到金融方面,融资方式的创新对下一步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
在已经过去的2020上半年中,我们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剧烈波动那么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投资人如何根据市场周期设定财富管理目标,如何选择投资品类并有效管理风险?实现财富保值增值、有序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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