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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通过人大立法,将地方政府债务关进法律的笼子

演讲者: Speaker: 李扬 2016-10-08 2016年10月08日

下午好!今天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看法。关于国内外经济形势从去年开始我们有很多阐述,作为智库很高兴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变为中央有关部门的判断。

今天讲三个问题,一个讲全球经济不断下滑,在这个题目下主要列举一些情况,告诉大家全球经济在下滑,而且主要的国际组织,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对于经济不断下滑是有共识的;第二个部分,分析下滑的原因,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从供给侧,从需求侧,从政策侧,以及从收入分配,从四个层面来分析下滑,分析这个长期衰退;第三个问题,中国经济的新常态,逐渐的这样延伸下来。

从国际研究过来就有一个好处,就有很多比较深入的共性的东西能够探究出来。深入的共性的东西有了了解之后你才能看中国特有的东西,这个部分,前面讲全球陷入长期衰退主要说共性的东西,第三个部分理论为基础,主要说中国特有的,体制的和发展阶段的一些现象,一些变化。

最后是结语,主要讲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百年不遇的大的变革之中,这个变革需要各国打起精神来推进改革。我们也很乐观的看到至少就方案上来说中国的方案是最完美的。方案完美,但是落实远远没达到实际要求,习主席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现在大概只有一分落实,这个还是差别很大的。

四个全球性问题,根源在债务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全球经济不断下滑。我们知道危机从2007年开始,文献上有些从2008,甚至有些从2009,专业的研究应该从2007年开始,2007年初在汇丰的年度报表上披露了一笔次贷,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是非常庞大的,可腾挪的时间也是非常大的,但它都不得不披露这个损失,表明事情只披露了冰山之一角,实际情况很严重了。2007年到现在已经8年了,这个时间是够长的。8年下来之后没有什么好转,总体来说是在恶化。

第二,疲弱的复苏。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所说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几个特征可以概括,一个是弱复苏,说准确一点就是复苏时起时伏,大家看G20的宣言,有多少次用过“强劲复苏”?但是这边话音未落,那边就下滑,所以,复苏是非常疲弱的。与疲弱的复苏相对应一定是较低的增长。

第三个现象就是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作为经济衰退的一个代名词,属于古典经济学。自从人类社会开始控制了自己的货币供应,自从我们有了凯恩斯革命之后大家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可以遥控经济之后,自从我们的货币变成了信用货币之后,通货紧缩就没有大规模的出现了,因为通货膨胀太容易了,通货紧缩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技术上有比较困难。但是就这样一个事情出现了,往前回溯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那个时候遍查全世界的新出版的金融辞典,没有“通货紧缩”这个词,可见这个现象早就从教科书中除去了,因为不可能出现。我们知道各国的货币政策很复杂,但是要简单化一些,主要国家通货膨胀目标制,以通货膨胀来定货币政策的方向、中间手段,以及调控的一些机制,现在美联储还在说要搞到2%等等,日本人也是花了20年时间想把物价搞上去,但是搞不上去。所以,通货紧缩现在看起来应当重新写入教科书,而且有了非古典的含义,因为在古典意义上,货币金属是绝对可以通货紧缩,现在在金融货币情况下,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只可扩张很难收缩的情况下怎么会有通货紧缩?如果有的话,这个事情弗里德曼定义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就得重新修正,这么多货币怎么不见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很深入的。

第四是“高失业”,这是一个老词,但是这次危机后有了新的内容。全世界在研究失业问题的时候都注意到研究失业问题不能仅仅关注失业人口和可就业人口的比例,特别是要关注青年人失业问题,特殊人群的失业问题,这样一看这次危机很大,大家知道土耳其、西班牙,现在的青年失业率还在50%。我们中国的失业率两个指标,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国家统计的失业率,一个4.6%,一个6.2%,但是如果看青年失业率,看大学生失业率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失业率。

我们注意到美联储老是要恢复正常,我们把它简化为加息,虽然恢复正常,它恢复正常的标准之一就业。失业率如果落到6以下就可以考虑启动加息,恢复正常的进程,但是到四点几还是不敢,原因就是发现失业的问题已经有了全新的内容。

当然,失业也不至于这么可怕,现在全世界至少主要国家来说失业不意味着饿肚子,失业有了新特征,不饿肚子,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骂娘,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大家仔细想想这一二十年在西方世界、阿拉伯世界,在中国的台湾香港很多的群体性事件大部分是这种问题导致的,特殊人群的待遇,特殊人群的就业状况,这都是非常崭新的课题。

这四个问题是全球性的。2007年开始危机,大家分析很重要的问题是债务,次贷,次贷,不合质量的贷款发生,而且通过层层叠叠的衍生掩盖起来。这个问题很清楚,那就减债呗,但是现在总体来说全世界没有减债。大家注意,媒体,甚至研究者注意美联储的政策动态,注意它利率,注意它量宽,不特别注意它有一个举动就叫做缩表,这个缩表是很要命的事情。最近做过一次两亿美金。两亿美金做的小心翼翼的,神神秘秘。所以,其实是减债,它背后的思路是因为高负债造成的,要恢复了就要减债,现在看起来根本就减不下来。全世界中央银行宏观当局就一个问题,我们可能要在一个债务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运行,而不像过去多了就少下来恢复正常,再慢慢走。现在不是,多了之后减不回来。中国的情况,人民银行的钱出去了减不回来。减不回来怎么办?减不回来支付,整个经济金融运行是个什么状态?债务不断膨胀的一个大的背景。所以,拉加德的概括很要命,仔细分析的话她不只是指出了传统熟知的现象,更通过这些词让我们看到了水很深,有很多新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到现在没有得到解释,就是货币政策怎么退。

美联储量宽,量宽有个阶段大家都不关注,量宽停止,然后才是量宽退出,现在处在停止和退出这个阶段,退稍微退了一下,缩了一下表,市场反应非常不好。大家应当注意一下拉加德的判断。

这样一种状况现在更加恶化了,美联储在加息问题,以及英国“脱欧”,将给发达经济体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带来长期、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不能说有利或者不利,这么复杂的现象一定是多重的影响,但是增加不确定性是显然的。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都把各国的政策指向内部,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各国逐渐的都在收缩,都在不理窗外事。这次危机和以前有个很大的不同,危机刚刚发生大家就有G20,恢复了G20对话,让大家天天对话,天天采取共同政策,但是看起来还不行。不确定于是就开始收缩自己政策。所以,它就是一个逆全球化的过程,这个问题很突出的。

各机构纷纷下调经济形势预期,怎么解释?

下面简单跟大家过一下。今年开始各种预测,4月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每年两次,一般向上调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这次是下调。国际货币组织近期的封面,指出下调主要原因一个是需求的下降,一个是实际的情况需求在下降,还有实际情况造成的预期在走低,大家都没有信心。

5月份的欧盟委员会当时还没有脱欧,它有一个预测也是下调的。

6月份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预测下调的幅度比较大。

最近一期美国经济报告上给的一张图,主要是标了两个变量变化,一个是商品价格,一个是工业产出。工业产出蓝线在不断下降,商品价格比较长的时间都在负值运行。这两条线充分揭示了当前的主要问题。

这一期美国经济报告很有意思,这个图是经济预测不断下行,新常态到处用,从2011年开始到2016,预测往下调,预测往下调,下调预测成了新常态,事不过三,三次以上表明我们没看清楚,预测更差。

这部分的最后一部分是央行,各国主要央行的政策动态做实了。6月16号大家言之凿凿美联储会加息,没有。6月16日凌晨,美联储结束6月货币政策例会,并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0.25-0.5不变。声明称,鉴于全球经济和金融状况可能带来的风险,美联储认为应当保持谨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美联储同时还调低了对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与此对应的,英国央行、瑞士央行都做出了维持当前利率不变,显示对经济集体看淡。

先说现象,然后进行分析,这样的状况可以得出结论全球陷入了长期停滞,我的印象是2012年世界银行基金的年会,斯蒂芬有个演讲。这个现象那么可怕,而且那么全面,那么严重,它的问题肯定就不只一个问题了。分四个角度分析,第一个角度供应侧,供应侧说的是实体经济,说是经济结构,主要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这是问题的根子,劳动生产率在下降,而且已经降到零以下了。劳动生产率下降反映的是什么事实呢?反映的是科技进步。所以,又和科技进步,和创新不足连在一起。这个问题我想不用多说,大家知道问题严重了。劳动生产率下降另外一面造成什么现象?投资的收益率下降,投资收益率下降就没有投资的积极性,投资收益率下降就对税制,对利率、财务成本提出了要求。所以,所有问题都必须调整,劳动生产率下降是一个关键环节。经济学家研究最大最小研究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这个在下降,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现在我们回溯一下文献发现本世纪初就开始在下降,已经出现了这个情况。美国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以及后来次贷不得不为之的,互联网破灭之后美国经济长期回暖,这时他就搞了一些歪招,搞一些刺激贷款,又怕市场部接受,于是就延伸,模糊它的一些信息,酿成大错。劳动生产率下降是从本世纪初就开始,现在还在下降过程中,全世界都在等待一次大的科技革命,等待着创新,等待着经济结构调整。这是大的事情。

二是供应侧的问题就是真实利率水平处在负值区间。大家知道真实利率是一个实体经济现象,储蓄和投资所决定的那个均衡利益。一说利率是名义货币利率,不是。有一个由实体经济决定的利率实际上是投资收益。如果储蓄大于投资那利率就应当为负,由于实体经济决定的利率为负,所以,你的货币利益必须跟着为负才能解释为什么欧央行搞一个负利率,从2014年开始,然后很多国家纷纷跟着负利率,那是因为实体经济决定的收益率是负的,你名义的货币利率怎么能为正呢?为正不就成了障碍了吗?我们最近研究负利率问题大家又有一个判断,负利率也可能成为新常态,通货紧缩、负利率,大家一定听到很多说法,说现在储蓄太多,我们知道储蓄对面就是投资,宁愿说投资太少,美国这种国家储蓄太多了,这显然不是储蓄的问题,是投资的问题,投资是因为收益率为负,没有东西可以投就显得投资相对少,显得储蓄相对多。于是真实利率的水平在负值区间,于是引发了全世界千年未有之怪现象——“负利率”。

第三个供应侧的问题就是人口结构恶化,首先表现为人口参与率下降,人口分成三段,16岁以前,16-65岁,前面是抚养的,后面是参养的,中间是工作人口,工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多少决定了经济的活力,如果劳动参与率比较高的话大家都比较轻松,如果倒过来大家就很艰难,一个人养两个和两个人养一个不是一个概念。70%的人养活30%多我们还是不错的,但是在发达国家已经不是这样了,中国也在开始向那个方向在走。人口参与率下降,往后再延伸下去人口下降,人口下降还搞什么经济?搞什么金融?全世界就得比人口。

在需求端各国存在产出缺口,你所有实体的财富,实体的一些物质足以支撑某一个增长,但是你的需求不够大,使得这个生产率实现不了,出现了一个产出缺口。现在说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出口不够,国内的有效投资不足,需求不足造成了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在下运行,而且时间长了会把潜在增长率也带下去,这种情况下结果一定是通货紧缩。所以,产出缺口实际上是供应侧因素在需求侧的反映。全世界都如此。大家知道国内经济学家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时候有一些很乐观,说中国8%再来20年没问题,那说的是潜在增长率,我们的需求根本支撑不了它,一年不能支撑,一年不能支撑潜在增长率也在下降,现在我们算的潜在增长率在六点几。到2030年到2040年在四点几、五点几,反过来这已经很好很好了,全世界哪有这么好的人均增长率?

第三个问题,宏观政策,面对这个新的局面,我们遵循的老的操作架构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无所着手,货币政策怎么办?利率已经变成这样了,格林斯潘19年执政他干什么事儿?就是把利率调上去,现在没东西搞了,需要研究危机以来美联储干什么。因为美国发生危机的时候恰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反危机专家伯南克可在当联储主席,他很熟,危机第二年他立刻把利率打到零,货币供应打到无穷大,这不是我们说的刺激,他非常清楚的表明这些货币政策是对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不造成任何的障碍。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没有什么,所以,货币政策刺激了都算的出来,是造成了一个对经济根本就不形成任何束缚的货币环境。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大家注意他有很多措施,这个便利,那个便利搞出来了,其实颇有点像我们的点贷,翻译成短期便利,中期便利,没有中国词了,中国的词就是“央行再贷款”,差不多,要担保,要抵押,普遍的向这个方面回归。而向这方面回归理论有一些意义其实是很深远的。我们知道货币政策,这么多年货币是什么?货币我们通常都是从负债角度来定。央行占了多少。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有了货币是不是企业就能获得它,这是一个问题。金融理论说货币供应是否变成了信用,这个词又开始了,“信用”这个词我知道国内绝大多数的学校有这个概念的挖掘。现在典型的情况是货币太多,信用太少,所谓贷款难,贷款贵说的是这个事儿,钱多的很,但是就是没有变成信贷,没有变成债券,没有变成企业手中可用的资金,货币到信用转换的过程中出现了障碍。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们觉得现在货币供应不行了,M2不行了,搞了一个社会融资总额,把负债和资产混在一起讲那肯定也是不行的,应当有一个关于信用的东西。这其实是货币金融学非常非常基础的理论,就是怎么统计货币,从负债面统计还是从资产统计。托尼倾向于从资产统计,只有这个才有用,负债有多少钱它没有变成我可用的钱没有意思,这次危机我们看得很清楚,有钱,但是要钱的人拿不到钱,货币供应在扩张,而信用在萎缩。从信用角度来看,很有点意思,包括银行有点用。

这时候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全球负利率,当然它意味着传统货币政策的手段失效了,但是同时意味着很多新的探索正在发生。有些探索看起来在回归,反正背后要结合新的情况研究老的手段。货币政策不能担当,于是要考虑财政政策,各国的财政政策前所未有的增加了负债。这也不是无限制的,美国财政政策马上遇到了财政悬崖,债务的限额问题,总量、结构等等。如果你不能有效的解释,议会就停止拨款,政府关门两星期。中国这个过程也启动了,我在人大财经委也曾经审财政部的赤字,我天天力主审这个,别的东西审它干什么?朝阳区北京市多少钱人吃马喂,就审债务它怎么能超过自己的收入进行支出。这个问题也很突出,不光为财政政策的作用又提出挑战,你到底该怎么做,如果这样做下去会不会所有的政府都变成日本?我现在放言,中国能变成日本就很不错,要做好这个打算,因为那边不行了,而且货币放开不是随随便便的放,买个什么东西,在信用货币支付下货币的供应是一个信用过程,这个信用过程为谁授信,我只能为政府授信,政府发债,我买你的债,把钱给你,你做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这应该是一个良性循环,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问题。我们觉得中国能走的很好。进一步的来揭示财政金融,原来是一家。在中国这个实行他们是一家比较容易说得清楚,在西方国家可能不是一家,分得很清楚。

第四个问题是过去讨论比较少的就是收入分配危机长期持续就有了社会的不安,就会有人说坏话,如果说坏话的人是多数,社会就会动荡。面对这种情况成就了法国的一个小经济学家,皮克迪的《21世纪资本论》全世界风靡,他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制度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占中也提这个,占领华尔街,1%与百分之多少的关系,50%和百分之多少的关系,就说的这个事儿,经济是增长了,我们是也没有饿肚皮,但注意这是变化的,所有这些事情是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和农业社会不同,农业社会可能经济是不增长的,不增长大家在争食就有人要饿死,现在不是,都能吃饱,但是大家对吃饱之余你有这么多而我得不到的话,心里非常不平衡,华尔街占中,包括台湾,是在增长,是好事,我得不到,资本家得到了。这个问题在中国也相当突出,在中国的收入分配中资本相对劳动来说是占优的,资本分配在前,劳动分配在后。中国消费上不去,消费是居民行为,居民收入上不去它消费怎么上去?居民收入上不去分配中资本占优,资本要拿大头。

回想孙中山当年叫劫持资本,他也看到没有资本就没有增长,没有发展,但是资本太多了也不行,太偏颇的分配也不行,所以,要劫持资本。我们在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其实是很符合中国的国民性,有很多事情符合中国发展规律的。

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到了斯蒂格利茨这些人就很深入了,从这个群体出发,他说既然有收入分配不公就要有政府干预问题,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是需要解释的,传统经济学的前提边际回报率,如果是这样,政府就不干预,至少不该积极的作为,现在他说高垄断利润持有,目前市场资本和劳动再分配的过程中资本占优,资本优先。所以,这不符合市场,他到底是大经济学家,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引到了问题的前提上,否定它的前提那是最根本的否定,那是在源上进行否定,这个到前提上,明明不符合市场有效的假定,所以,政府进行干预便有了合理的根据,这个最高兴的是中国,我们每天解释,现在发现不用解释,有人替我们解释,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把刚刚说的实体经济中的三个问题稍微展开一点。劳动生产率下降,用的是美国的数据,起起伏伏,能不能像1980年代初期那样一下子过来跳上去,大家谁都不敢说,回想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星球大战”那些科技计划、太空计划多得很,当然没搞起来,大规模的军工的技术应用于民间,现在没有这个储备。

生产率下降引致一系列问题。美国咨商会有一个判断,造成的影响就是利率,即便利率水平如此之低,全球经济依旧脆弱。在生产率下降的条件下,利率水平无法上升,至少其上升的空间是有限的,否则将制约经济的发展,美国及全球货币政策制定者们如今正面临着是否加息的难题。不加息在负利率上怎么操作?这反映的是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影响到工资,劳动生产率不上升,工资就没理由上升,工资不上升,民粹主义就抬头。十八届三中全会讲过工资,说要有两个保持一致,第一和劳动生产率保持一致,第二和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一致,保证了不至于国富民穷,不至于坐吃山空。现在由于劳动生产率下降工资无法上涨,工资老是不上的话问题大了,老百姓是不理你的,你跟他说劳动生产率这一套他不听,我只是收入没上升。

所以,我们的财长最近两年老是在攻击《劳动合同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非常重要,美联储决策的时候有很多的模型,几千年做的模型,最后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决策就是几个数字,劳动生产率、工资、通货膨胀率,这几个东西简单比较比较就可以做决策了,只要通货膨胀和工资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率,只管搞,因为它可以确保经济非常正常的运行,但是一出现相反的情况就无所适从。这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就是利率困局。2014年开始,欧元区是2014年6月,丹麦是2014年9月,瑞士是2014年12月,瑞典是2015年2月,日本是2016年1月。做研究的人觉得负利率很可能是常态了,研究在负利率的情况下怎么运行,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最初是很浅表的解释,要支撑通货膨胀预期,把利率搞下去,让通货膨胀上来,但是发现利率下来了,通货膨胀没上去。通货膨胀没上去,工资福利这些民粹主义者还要,劳动生产率没上去,物价也没上去,但是他工资要上去,在发达国家情况很普遍。所以,很难应付。

还有缓解本地的生存压力,瑞典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大家避险,钱都到那里去,搞个负利率到我这儿来,我先给你课一点利率税让你不要来,效果也都不明显。负利率的长期实行还是因为投资收益率。

2016年7月28号,联储议息会再次决定维持0.25%不变,负利率不一定是常态,低利率是常态,低利率(负利率)是常态这个命题肯定没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是低利率。

真实利率水平的刻划。美国和欧元区的。从80年代开始主要国家的国债收益率,这个趋势看起来非常可怕,当然它如果永远是趋势的话投资也好做。德国负的。这种情况之后整个金融的运行就发现没有方向了。

第三个问题,人口结构恶化。非洲、东亚、南亚,拉丁美洲、欧洲、北美,这是很致命的,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如果人都没有了,经济活动就无以承载,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经济学意义的抚养比,最下面东亚的抚养比迅速的上升,每一个人以后你们的抚养比比我们多多了。抚养比下降的首先还是非洲,之前有理论说“21世纪是非洲世纪”,就是他有人,我们没人或者我们人口少了,跟它没法争了。

第二个问题从第一个问题入手分析了几个主要的决定经济的方面,供应侧,需求侧,政策侧几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有哪些问题?

下面进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中国经济下滑,我们不一定用这个词,我们倾向于“结构性减速”,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研究用这个词,也就是我们对增长还是结构性,尤其讲发展,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因为结构变化而造成的。同样这样一些结构变化导致了我们的增长,也是这样一些结构它的变化使得我们进入了相对不利的地位。所以,我们总是从实体层面,从结构层面解释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所以,我们用的词叫结构性减速,对应的就会有一个结构性增速的概念。

我们很多的结构性因素,结构可以很泛的在用,有一些用的是有价值的,有一些价值不太大,我们列了几个结构,比如市场结构,中国是从一个完全的行政性经济过渡过来的,哪个地方引入了市场,哪个地方就有了产值。所以,市场化肯定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到今天市场化或者说已经没有空间了,已经很市场化了,中国市场化程度在某些程度上,某些领域里,像美国这些国家要市场化的多。再有也在调整。所以,市场化这个结构变化,整个市场结构的变化,城市化相对比例的变化对中国未来成长没有太多潜在的红利。

人口我们叫红利,但是今天我们在哀叹这个红利的逝去,这也是个问题,人口红利是个问题。我读书的时候说到中国经济,大家老是众口一词,中国经济不可能,没救,主要原因人太多,中国人跟美国人差不多的话我们就好了,殊不知就是这么多的人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人本身只是一个被动的,人能就业还是不能就业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人多能就业那热火朝天,人多不能就业,天天在街上晃就会有社会动荡。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人口逐渐变成红利,这个红利产生是因为有工业化,红利产生是因为有市场化,红利产生是因为让人们放手让人们自己去创业,这非常简单。现在我们觉得就业人口慢慢减少,于是要创造新的红利来替代结构变化。全球化,中国经历一个大规模的全球化,原来是封闭,后来是两头在外,最高的时候中国的全球化程度60%多,出口、进口加在一起占GDP最高60%多,我们的净额出口最多占GDP14%,多大的拉动。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分析都出来了,100块钱的一个东西我们只挣一块钱、两块钱,但是它还是维持了庞大的就业人口,维持了经济在缓慢的上升,大家都一起上涨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巨大的上涨。

现在这个情况,全球化目前我们面对的是逆全球化,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已经连续四年低于全球的GDP增长,这表明各国都在收缩自己的阵线,关起自己的大门。所以,这几年贸易纠纷很多,很自然的事,中国更多更是很自然的事,中国第一贸易大国。所以,这种情况,全球化的逆转也是使得人民币国际化也逆转,人民币国际化靠的是贸易,贸易没了,贸易下降,国际化的主要需求就不存在了。

工业化,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推进的工业化,传统意义的工业化,现在这个工业化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们现在进入新的工业化,进入服务化,我们后面还会讲到,现在它变成了一个相对来说经济增长比较低的。

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是由工业化带动的,我们没有主动的城市化的战略。当我们开始主动的制定城市化战略的时候发现中国的城市化基本完成了。有一个大的判断,不是完成,原来意义的城市化完成了。大家想一想本届政府刚开始的时候,对于城市化我们寄予多少希望,所有的宝都押在上面,说最大的需求,最大的动力,现在调子已经完全变了。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就需要很好的研究,城市化道路是不是要这样走下去,而且中国跟西方相比,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好像从一开始就是颠倒的。我们知道在欧洲是先进的农村落后的城市,所以,查文献在欧美的文献里不太有关于城市化的问题,搞城市化就是世界银行一帮人在忽悠,拉美的经验在忽悠,拉美搞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在欧洲他们无所谓城市化,要用纯欧洲的标准中国城市化80%多,所谓基础设施到没到,基础设施到了就是城市化了。我们跟OECD长期合作,OECD说中国城市化已经完成,按照欧洲的标准哪个村没有路?哪个村没有线?哪个村没电?哪个村没水?有了不就城市化了?当然我们知道肯定不完全是这样,这样一个大的经济社会运动不是这么简单的人口城市化一年多少人,我们的房地产商算的最好,中国要到70%城市化,一年1%,中国一年1%是1300万人,一年1300万人来要房子,我盖都来不及。所以,房子盖吧,盖到现在就变成了库存。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城市化这个事情也变成一个要重新思考的。原来大家坐在办公室算大中小并举,东西方共进,现在不是,就是特大城市小城市,中间没有过渡带。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能指望从50%到60%,这个过程中断。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我们过去发生过很正面的因素,现在这些因素都逐渐弱化,它是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新常态由此而形成。

看几个图,中国GDP增长率从2008年开始与全球同步在下行。物价投资增速下降,房地产市场,根据我的判断是中期调整,要么就把它消化掉,你不用担心,北京绝对没问题,地级市全部都没问题,有些城市还是炒。社会融资总量,利率水平持续下降。

我们院的宏观经济实验室编了一个先行指数和一致指数,26个指标,包括大家所熟悉的“克强指数”、“货运周转量”都在里面,编出来的指数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是下行的。先行指数之扩散指数进一步向其他部门扩,趋势也是下行。

杠杆率,经济增长速度一下来,杠杆率就水落石出了。1996年到2015年,我们把它放在一张图上看,中国的杠杆率的变化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到2002年,之前是一个封闭经济,中国这样一种封闭经济速度上去的话一定带动的是债务的更高速度的扩大。经济的金融结构是一个负债结构,间接融资为主,大家的钱到银行,银行出来贷款,银行又不许投资,全部变成接受贷款企业的贷款。所以,这个结构一定是债务上升的结构。债务一定比GDP上升的快。

到第二阶段就是中国最黄金的时期,加入WTO之后,我们的杠杆率持平,略有下降,这也与计算有关,我们的杠杆率分母是GDP,这段时间GDP上的快。所以,使得我们杠杆率显得上得不那么快,其实上得很快。到2008年危机之后就发现这个事情又转过来了,GDP上升的速度有所趋缓,债务上升得很快,杠杆率上升很快。我解释一下,我在很多场合说这个问题,上次跟总书记汇报的时候我也讲过这个问题,我们用资产负债表来解释国民经济其实只是一个运用,不是严格的资产负债表,我们信说的意思是你要在算负债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债务他所形成的资产。资产负债表有借必有贷,借贷必平衡,资产负债表一定是平衡的。另外,典型的所谓杠杆率是指的一个生产型机构它的总资产对权益的补充,把它扩展到国民经济只是一个象征意义说个事儿。有的人写文章,我的学生发给我,也不知道怎么批判他,我说不要批判他,我们没把它写清楚。有的人写“李某人怎么犯这样一个常识性错误”,本人没犯常识性错误,因为这个很复杂。

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是上升的,大概也是在2008年之后,政府、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的情况从2009年开始迅速上升,上升的也比较快。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应该说比较低,但是上升的比较快,上升的速度也不低,特别是地方政府上升很快。金融部门的杠杆率,我们和毕马威的数字有个区别,他们算的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很高。金融机构占比很低,毕马威很大一个差别它把同业放在里面,我们把同业扣掉了。因为同业是有意义的,但是算债务负担的时候同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把它扣掉,而且这几年中国银行同业的迅速扩展是非正常的。我们跟他们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同业,他们2007年之后在迅速扩大,我们这块变动不大。

杠杆率的分析,先从债务上到2015年底的基本情况,有几个结论,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企业债务中国企是65%,国企杠杆率过高是中国债务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处理债务有一个问题,就是地方融资平台怎么处理,有些人把它处理为企业,我们也一直把它处理为企业,最近我们调了一下,因为我们想说事儿。你说它是企业它肯定不是企业,你说不是企业那就是企业注册的。所以,这部分今年上半年以来地方融资平台迅速的扩大,以至于楼继伟在人大财经委说我们现在看到没有任何手段的制约,发贷款,让地方的政府给它提供担保,地方政府不行地方人大也行。他说凡是我们知道的事情,财政部会开一个提醒函给该行说你已经违法了。你也没办法。没办法我们觉得他的法律地位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研究,一个建议,要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关进法律的笼子里,也就是中国应该开一个新券种叫政府机构债,人大通过一个法,然后政府发起,它的产权是什么不重要,就像联邦储备法一样就是一个法,依据联邦储备法成立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储备委员会是私人机构,那无所谓,依法设立机构这个概念,要关到法律的笼子里,这块现在根本控制不住,没有任何的手段控制。

把债务问题搞清楚后看资产。2014年底按宽口径匡算,中国主权资产总计227.3万亿元,主权负债124万亿元,净资产103.3万亿,其中有很的是流动性不足的,把所有的都扣掉,土地扣掉,主权资产净值28.5万亿。这些资产主要由外汇储备、黄金等贵金属,以及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企业资产等高流动性资产。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退一步说即使发生了也能解决。

我们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那一轮也是规模很大,几乎所有的国有金融机构都翻了一遍再资本化,那也就5万亿,十几年下来大不了多少。所以,我们足以应付危机。实际上等于我消灭了一些资产,我有这个能力,而且我这个体制也允许。左口袋掏到右口袋一个文件下去就解决了,在西方国家肯定要股份公司董事会同意不同意,议会同意不同意,到最后就是不同意,不同意大家都烂下去,这我们还是能够解决的。所以,可以移山填海。

同时,中国债务危机还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中国的高储蓄,高储蓄意味着债务融资的来源,中国即使有多大的负债也是左口袋欠右口袋的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左口袋、右口袋没问题。日本的债务很高,它的政府债务高得不得了,但是日本在西方经济是最稳定的,因为要算国家资产负债表它是一个正的,很健康。政府欠企业居民的债也是左口袋欠了有口袋。所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稳定的。我们国家储蓄率跟高,自己借自己的钱。我们外币的债务占比不足3%。我们间接融资为主,于是我们的风险主要是流动性风险,而不是不能清偿的风险。流动性风险我们庞大的银行体系,再一个我们中央银行结构要多少钱有多少钱。我们客观的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中国没有债务危机,那是忽悠。我们最近开了好几个会大家都在回顾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那时候中国的债务百分之五六十了,低一点百分之十几,那不是经济高成长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特有的特制条件,经济条件,金融条件,还有政治条件,这些共同构成了处理债务的要素。

去杠杆需要综合的施侧,我们觉得切忌为了去杠杆去杠杆,为了解决债务解决债务,需知这些杠杆率高企,这些不良债务就是与实体经济中库存、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对应,必须对应的解决。我这边成本下去了,钱拿出来了,我不能那边还维持一个僵尸企业。一定要下决心我钱付出去了它也不能存在。所以,我们反反复复强调这个事儿,这个能解决,但是必须同时解决。不能说我学费付了,最后你还留级,那不行。所以,必须强调我们处理债务的过程是一次深化企业改革的过程。如果我们为了解决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又一次推动企业改革,应该同等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去杠杆的过程必须严格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必须于法有据,不能靠国务院文件甚至一个电话,自从开了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于法有据这个事情成为共识,四中全会之后我们所有的改革都先经过全国人大,新事物我们不可能立法,只能说原有领域中的法暂不适用,这就是我们于法有据的解释。

必须更加重视国际投资者的作用。这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国际投资者拿了很多钱等着你,因为在他们看来有很多是很有价值,或者说这些企业,包括一些国企,在人家手里有可能很有价值。所以,重视国际投资者的作用,更使得我们必须遵循司法化和法制化,遵循透明度的原则。

结构性减速的原因

下面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增长,我们叫结构性减速的原因。一个原因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我们都是结构因素解释它的成长和它的成长速度的下降。我们资源配置的结构可以用一产、二产、三产的比重及其相对变化来刻划。我们看到过去所谓高成长这个结构性怎么变的呢?一产比重下降,二产比重迅速提高,然后三产缓缓上升。这个过程对应中国工业化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实,这个事实背后有一个经济学的道理,就是二产,特别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是非常高的,在中国尤其高,我们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中国的农业和种植业的劳动生产率10倍以上,也就意味着当一个农民从农村到工厂打工的时候他从1变成了10,这个结构变化太大了。这个结构规模一年一千多万,时间多长?二十多年。这样一个结构变化一定会造成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定造成中国经济奇迹。大家今天不行了,今天那边产能过剩了,我们需要把人口、资源转移到服务业,也转了,服务业连续几年的GDP超过了制造业,但是经济学分析又出现了问题,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中国制造业。

我们在上海做的研究,上海服务的劳动生产率是上海地区制造业的70%,这是经济服务化的必然结果。放眼世界发现原来我们走的是发达经济体走过的路,世界各国的服务业的生产率都是低于制造业的,当他制造业过了一个阶段一定走服务化的道路,于是它的经济GDP就下来了,美国的增长速度曾经也有过很高的时候,但是当它服务业的比重占这么高的时候,不可能再这样了。经济更加人性化了,更加服务化了,更加以人为本了,中国正走在这个路上。所以,不必为因此而导致的经济下行担忧,这在有些地区看得非常清楚。

第二个要素供给效率下降,经济活动,改革开放初期劳动投入不断增加,资本投入不断增加,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年均26%,有这么多的资本投入才能吸收这么多的劳动,一结合就是经济增长,这个过程在我们面前也是好几十年。今天不行了,背后是因为投资的收益率下降了。所以,现在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9%,其中民营的是0%,到这种程度了。从哪儿去吸收人?哪儿还有这个增长速度?没了。背后又是这样一个很深的实体经济面的经济学问题。我们过去因此而得益,今天因此而下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响应习主席号召,创新创新再创新,克强总理双创,把创新放在第一位。技术进步的动态仍然令我们失望。这个结构是不可违逆的,从这个结构几十年看下来那时候的好和今天的不好都是一个因素。

第三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我们把创新直接拿出来说,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非常之快,别看对我们引进外资多有责难,但是它使得中国整个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水平提高这是功不可没,以至于现在很多的跨国公司把他的研发中心放在中国,但是现在到了一个瓶颈,或者说更新更高的技术他不断学,再一个他也不会,我们都在一个起跑线上,要自主创新。自主创新这个事儿中国领导还是很英明的,从上世纪开始鼓励,而且见效果了。主要效果就是论文专利,我读书的时候知道我的论文、专利根本就没法看的,那时候开始鼓励,鼓励现在论文第一,申请专利好像也是第一,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出来了,论文发了之后不见产值,专利到手了不见转移,现在习主席明察秋毫,说的是原话,创新不是发表论文,申请专利就大功告成了,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深圳比北京做的好多了,深圳哪有什么科学创新?但是它有技术创新,有产业的发展,大家都在那儿创业,在北京形成一个雏形,到那边变成一个企业,这个我们现在需要做这些事情。目前国内有好几个地方在这方面做的很好,安徽、合肥、武汉、杭州、成都都做的非常好。

第四个原因,环境资源约束增强。过去环境资源对我们来说我们根本就无视于它,那时候资源的问题,国际环境让我们觉得可以无穷尽的取得,但是现在到了这个阶段就有问题。

当我们考虑到资源约束问题,并着手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时,中国经济增长函数中就会内生地增添了环境资源约束的负要素。是内生的,原来外在的东西,怎么会变成内生的呢?北京市说空气红色预警、橙黄预警,黄色预警,到红色预警的时候多少厂子关了多少个GDP就消灭了,这种情况很多,现在他们都有阈值,每个城市对于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它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对于生产函数来说内生了,而且形成负的要素。通过对各类生态环境指标设定了阈值,事实上在增长和生态优化之间确定了负相关关系。。

总结一下,“十三五”时期的增长速度呈L型,经济结构、技术条件没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资源安全供给、环境质量、温室气体减排等约束强化将压缩经济增长空间。

一些风险凸显,杠杆率高企、经济风险上升等,都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制约。

讲到这个时候,应当有一个比较大的跨度的历史观,中国正在稳步的通过落实中央的举措,稳步的在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发达国家。不就是拿环保换GDP嘛,我换了一下之后,也就落在五六,比他们还高得很。我们体会习主席对经济形势的看法集中体现在人民日报讲话,他有几句话很集中的反映他的看法:宏观经济不调控也不会弱到哪儿去。再下行在大国里也是最好的。他对整个形势是这种判断。所以,L型也是他认可的。

在这个过程中,速度下来我们一定要换回环保,换回更加友好的环境,脚步放慢了我们得换回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老说增加定力。《人民日报》权威人士说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转变。

两个结语,一个是对目前形势的判断,这个形势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这个概念,非常适合中国当下的情况。你要看到什么叫过剩?什么叫做僵尸企业?一定要破坏,但是这个破坏是在创造。金融机构应当看得很清楚,特别像我们银行这样的,这种贷款结构很难支持高科技企业,三两天他就变成了一个落后企业,必须是风险投资才能支持。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

面对创造性破坏我们整个政策的基调就有了这五句话,这五句话有新话,也有老话。宏观政策要稳是一句老话,产业政策要准是新话,针对过去我们产业政策通常不能真正的落实,我们产业政策确定的产业没发展起来,没确定的发展起来这种情况,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十八大以来改革政策落实得相对补尽如人意,社会政策托底这是新话,因为考虑到在破坏,虽然在创造,破坏就一定会有人下岗,有人失业,有社会的不安定,于是要织就一个社会的安全网来保证这个巨大的转型能够顺利的进行。这个转型一二十年,一个省一个省这种情况。所以,社会政策必须要托底。

日前政治局开会重申了这五句话。放眼全球,新常态意味着全球进入改革竞争,新常态是全球现象,世界各国都没有逃脱它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必须改革,因为原来的东西都不行,我刚刚在讨论的过程中已经说了一些,有好多基本理论都得重新审视。要改革,我们制度也需要改革。所以,可以说现在进入了一个改革竞争期。我们可以欣慰的就是中国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面深化改革这些方案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周全的方案,这些方案只要落实中国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