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我们的政策上，特别是主流政策上强调不能歧视小企业、民企，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在几个月前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研讨会上，经济学家李扬一番聚焦民企困境、“国进民退”的发言引发广泛讨论。随着中国经济的大格局发生变化，整体经济下行，加上始于2016年的去杠杆，让民营企业在近年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在另一边，效率普遍偏低的国企却占据了产业链优势，获得了更好的利润，一路高歌猛进。2018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2%。但国有控股企业的增长在31.5%，私营企业增长是10%。据媒体统计，2018年以来，已有超过30家民企并入国企，让外界产生“国进民退”的担忧。

李扬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他曾五次获得中国经济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研究领域包括金融、宏观经济和财政。他在发言中说，民企现在是寻找国企做庇护伞，是在面对经济下行的剧烈压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民企救活了，看似是好事，但背后还隐藏着国企吃掉民企的风险。

那么，民企到底应该怎么救？ 

袁小珊：我观察周围一些民企已经主动向国有企业求救。

李扬：这个现象首先应该承认，是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谨慎，谨慎什么？就是不应该成为或者国企去收购民企，吃掉民企，消灭民企。

因为说实话，现在民企和国企的日子谁更好过一点，在历史上其实总是民企好过，尽管它可能受歧视，但是它一直是效率比国企好，所以我们很希望，这次以国企为一方，以民企为一方的救助活动，就是救助，等它情况再有些变化的时候，恢复原来那种状态的时候，我们还希望它基本能够恢复原来的那种状况。于是怎么救助就是一个学问，我们国家一说救市，就说要拿钱了，比如美国政府救市赚的不得了，为什么呢？肯定就是我们救市的思路和方法有问题，我们现在的思路就是把它吃掉，是救你，就决定了方法不同。

毫无疑问，必须救企业，当然，你这个企业就要有选择，这个企业是好企业，别的都没有问题，就无非暂时财务困难，这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既然它是个好企业，大部分在实际到了的时候，它就会好起来了，我赚到钱，你也渡过难关了，皆大欢喜，我们希望这一次也是这样。 

袁小珊：其实民营企业融资难这个问题一直是个顽疾，近期有什么样的政策，各个部门做了哪些努力去改变这个情况？

李扬：其实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过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个文件在我看来是迄今为止，应该说是针对民企，甚至整个我们企业界的产权保护是最完整，而且最有前瞻性的。我希望我们全面贯彻这个文件。但是要做，应当说没有怎么做，甚至有的还违反了这些主要机制，于是就出现了好多问题。所以反映在表面上的问题，是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其实深层次就是地位问题，身份问题。

我觉得对于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我的评价两句，第一句，有当然比没有好，民企好像这么多年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照顾，但是这个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解决之道是法治，竞争中性。不要遇到了问题就给它吃偏饭，你只要能中性即可，而且偏饭不行，你今天给他吃偏饭，明天一定会给另外一个侧面吃偏饭，大家总是吃偏饭，我们什么时候才有法治？我们什么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才能建立完善？ 

袁小珊：讲到近期股市上下震荡，很多人也很恐慌，2015年股灾频繁的余毒也好或者阵痛也好，到今天清除了吗？怎么去改变？

李扬：当然我想这个风险风潮能过去，但是它确实暴露出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普通的投资者，大部分都是一把辛酸泪，有人算70%的人是亏的，60%的人是亏的，最低的时候是60%的人是亏的。如果市场是这个样子，这就有问题了，首先市场两面，一面是筹资的，一面是投资的，现在基本上筹资的占优，都圈到钱了，也浪费了，但是这边投资者很弱势，投资者进去之后就被市场卷进去了。

所以第一件事，我们的立场要站在两面，作为一个市场结构，如果说要偏就偏投资者，他出钱了，投资者如果说利益不能得到保证，收益很不令人满意，那哪来的市场？散户为主，是我们这个市场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于是你的制度建设就应当针对这个特征来建设，第二个我反复强调，市场就是资金配置的一个市场，而且是一个有风险的市场，不要有太多的政府功能，扶贫、绿色，搞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