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中国人知晓索罗斯，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然而，中国人眼中的索罗斯，并不是那个于1992年成功重挫英镑，于1997年搅得泰国和韩国“周天寒彻”，继而转战俄罗斯，一路上赚得钵满盘满的神话般的“金融天才”，而是一个在1997年全面做空港币而不得，赔了10亿美元，继而又在美国互联网泡沫中遭遇滑铁卢的“金融投机者”。所以，中国人眼中的索罗斯，并不是一个手握“水晶球”、永远掌控别人命运的巫师，至多只是一个智者。但是，既然是人，他就有弱点，其行事，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而成败的一念之差，全在于对事实把握是否全面，在于对情势的判断是否准确。

    索老此次在达沃斯对中国经济发难，而且言之凿凿地断言中国经济正在“硬着陆”、中国债务已经“过度”，进而，人民币还将“大幅度贬值”，并将给这个世界带来通货紧缩，恐怕就犯了掌握事实不全，情势判断失当的大忌。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在缓慢下行。但是，如果知晓这种变化的前世今生，你就不会大惊小怪。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速年均高达10%以上，全世界的投资者给予中国经济的，是一片“做多”的喧嚣。就是在那烈火烹油之时，中国的领导者们就冷静地做出了中国经济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判断，并开始了艰难的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的进程。本届政府以来，结构调整的步伐显著加快，中国经济缓慢但坚定地向“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应改善、可持续性增强”的新的科学发展道路转型。其后，关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直至“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推行，无不显示出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病症和调整方向的清晰认知，以及经济转型的坚定意志和对整个形势发展步调的牢牢把控。简言之，如果不了解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是一个业已发生了十余年的深思熟虑的转型，就去对中国经济说三道四，甚至惊呼中国经济已经开始“硬着陆”，岂不有不顾事实之嫌？

    从供给侧看，中国的服务业已经替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自1994年开始，中国第三产业的就业占比就已超过第二产业。从2012年起，第三产业占GDP的份额也超过了第二产业，2015年达到50.5%。从需求侧看，中国的消费已经替代投资，成为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2015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66.4%，比资本形成总额高30.3个百分点。无视这些变化，声称“中国没有及时地在增长模式上从投资和出口导向向内需引导进行转变”，岂不另人怀疑说者的智力？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在下行，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仍然最大。中国2015年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了7%，但仍有24万亿之巨，仍然还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和第二大进口国。国际货币基金数据显示，过去五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5%，并将在2020年底前继续贡献30%的经济增长。作为人均GDP只有美国1/5的第二大经济体，去年中国GDP绝对值增加6485亿美元，高于美国的4700亿美元。无视如此贡献，却去妄谈什麽中国输出通缩，岂不让人怀疑说者的用心？更何况，日本已经有了长达20余年的通货紧缩历史，美国自危机以来一直在为其物价水平低于目标发愁，欧洲更长期陷入低物价、低增长的泥沼，相对于这些比中国影响力大的国家和地区，抓住中国仅仅在近两年方才出现的现象大作文章，岂不令人奇怪？

    说起通缩，我们还要指出一个事实，虽然通缩在上世纪已经很少出现，但确是在世纪末重返人间，而不是如索老所言“没有人经历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正是在那次通缩中，中国经济规模虽然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但就已被扣上了“输出通缩”的罪名。抚今追昔，我们在唏嘘说者们语言贫乏的同时，不得不感到齿冷。

    中国的债务确实在增加。但是，首先，索老引述的中国债务数据的来源和可靠性令人生疑。其实，国际社会渲染中国债务问题，早自2011年始。当时，很多国外研究机构和投资银行，借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浮出水面且经济增长率有所下滑之机，此起彼和地唱衰中国；少数国际评级机构甚至据以调降了中国的主权投资级别。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学家自然不能坐视瓦缶长鸣。从那年开始，由我领导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便着手全面分析中国的债务和资产问题，并编制了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和对外部门，以及国家和主权的资产负债表，相应计算了负债率和杠杆率。

    我们的研究显示，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额为150.03万亿元，其占GDP 的比重，从2008 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上升了65.7个百分点。虽然上升较快，但远未达到危机的水平。如果仅就债务论债务，那无疑失之偏颇，因为，负债总有去向，因而，联系债务的用途即由负债而形成的资产，并与债务相比照，方能得到债务问题的全貌。遗憾的是，所有炒作中国债务问题的机构，都没有进一步将对债务问题的分析延伸到资产方。当然，在西方国家，政府负债，为的都是为消费性支出筹资，因而债务资金都纯粹被“消耗”掉了。这种国情，使得他们忽视中国政府负债的不同性质，看不到由此形成的规模巨大的资产。中国作为一个以经济建设为导向的国家，其负债绝大多数都形成了有效的资产。我们的分析表明，按“宽口径”匡算，2014年中国主权资产总计227.3万亿元，主权负债124万亿元，资产净值为103.3万亿元。在这一宽口径的指标中，扣除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13.4万亿元），并以2014年的土地出让金（4万亿元）替代当年的国土资源性资产（65.4万亿元），则中国的主权资产将由227.3万亿元减少到152.5万亿元。由此，中国“窄口径”的主权资产净值为28.5万亿元。可见，即便进行了严苛的财务扣除，中国的资产完全可以覆盖负债。基于这种分析，一些客观的国外研究者也认为，中国可以应付1.5次金融危机！断言中国将发生债务危机，显然就是一句极不负责任的妄言。

    半年来，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有所贬值，但是，人们显然都满足于自己的思维惯性，只从人民币对美元的关系上认识人民币的汇率变化，全然不顾中国货币当局关于人民币已从基本钉住美元转变为参考一篮子货币定价的政策宣示。如此“鸡跟鸭讲”，如何能对人民币汇率的动态给出恰如其分的判断？

    作为全球最为老道的金融投机者，索老当然知道，货币汇率走势如何，以及能否通过操纵汇率而获利，长期要看相关国家经济基本面的相对走势，短期则要比参与者谁更有钱。这是个俗得不能再俗的命题，但确属绝对真理。毕竟，当年志得意满地攻击港币但最终铩羽而归，就是因为，比起中国来，索老绝对是“囊中羞涩”。于是我们看到，在达沃斯论坛，索老在空洞地论及人民币汇率下跌之后，转而开始讨论中国的外汇储备。他不得不承认，中国存在“巨额的”外汇储备，足以应对一切冲击。但是，心有不甘，他转而又去攻击这些储备正在“迅速减少”。这又是一个“何患无辞”式的辩诘。近期，我国外汇储备确实在下降，但是，结构分析显示，储备下降主要归因于我国外汇资产结构的转变，其变化最主要方向，就是中国的外汇资产从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转变为居民和企业持有的“外汇资产”形式。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知道，这种转变，正是我们早在本世纪初就已提出但一直未能实现的“藏汇于民”的战略转变。如今，这一优化储备持有者结构的战略转变，却被说成是迅速流失，我们怎能不怀疑说者的用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