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又一轮全球金融周期》一文中，笔者认为新一轮全球金融周期正在开启，其重要标志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开始转向。最受关注的自然是美联储：2021年11月3日启动缩减购债（taper）进程，12月15日又宣布加快taper节奏，并以其著名的“点阵图”预期2022年和2023年可能各加息三次。英国不甘示弱，于12月17日率先打开加息大门，将基准利率从0.1%上调至0.25%。相比之下，欧央行虽表现温和，但也于12月17日决定在2022年3月如期退出其为对抗疫情所推出的大流行紧急资产购买计划（PEPP）。

上述三大央行货币政策转向的步调，乍看是惊人的一致，但深入分析，便发现并不尽然。

先看欧央行。虽将于2022年一季度终结PEPP，然为确保平稳过渡，二季度将增加其原有的资产购买计划（APP）的规模，由目前每月净购买200亿欧元增至400亿欧元并持续三个月，之后于三季度每月净购买减少100亿欧元至300亿欧元，直至10月份再回归到最初的每月净购买200亿欧元的水平。非但如此，拉加德还明确表示欧央行不会在2022年加息。

欧央行之所以小心翼翼，是因为其仍坚信当前欧元区4.9%的CPI是暂时的，通胀主要系供应链问题和能源成本上升所致，而这些因素在2022年会逐渐消退，故而中期看仍需要货币宽松。有了10年前应对欧债危机失当的前车之鉴，这次欧央行在政策退出上似将显现超乎寻常的耐心。

再看美联储。虽12月15日结束的FOMC会议声明措辞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提通胀是“暂时的”，并认为高通胀已取代新冠疫情成为对实现充分就业的最大威胁；虽然显著加快了taper进度，并大大提高了加息预期。但细察之，鲍威尔其实并没有变：他心底仍认为通胀是“暂时的”，明年及之后物价会大幅下降；仍认为此轮通胀是由货币以外的因素导致，收紧货币政策作用有限。

笔者如此评判作为美联储主席的鲍威尔，自然事出有因：其一，笔者自疫情发生以来密切关注鲍威尔，了解这是他一贯的思路和逻辑；其二，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其想法的转变源于最近的物价上涨较美联储两个月前的预计显著加快、幅度更大，以至于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形成通胀预期，而直到此次会议前几天发布10月份通胀等数据，他才说服自己紧缩政策需要更激进。但同时表示，此通胀并不是美联储在2020年8月份推出新货币政策框架时期待的通胀，并非由工资上涨推动，所以即便政策转向，也绝不放弃让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改善的想法；其三，12月15日的FOMC会议声明口气严厉，但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却大大冲淡了紧张氛围，让人感觉他并不想下大力气抑制通胀。这也就是新闻发布会后当天美元指数下跌、美股创下自2020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的原因。

无论怎样，针对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一些国家已开始收紧货币，以防止资本外流、本币贬值和通胀加剧。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21年迄今已有23个国家加息76次，其中俄罗斯、巴西和匈牙利分别加息7次，不少还声称明年将进一步加息；此外，澳大利亚中止了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新加坡则上调了汇率升值幅度。虽然很多亚洲国家未紧缩货币，包括日本，但明年是否会跟进是一个重要看点。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货币政策未紧反松：中国人民银行于12月6日宣布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12月20日将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从3.85%下调至3.80%。在降准、降息之外，又于12月9日决定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这些举措在稳经济、稳预期之外，也意在防范本币高估。

以上分析表明，世界各经济体所呈现的利率大分化趋势及背后所潜藏的诸多悬念，正为这新一轮全球金融周期烙下鲜明印记。在此复杂环境下，中国如何根据形势变化妥善应对，意义重大。

 （原文发表于《财新周刊》 2021年第50期 出版日期：2021-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