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一封由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牵头、共有150余位经济学家署名的公开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封联名信是写给国会参众两院的。签名者包括两位前美联储主席（除伯南克外，还有耶伦）、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和五位前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两位诺奖得主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五位前CEA主席为芝加哥大学的奥斯坦・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哈佛大学的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布鲁金斯学会的马丁・贝利（Martin Bail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克里斯蒂娜・罗默 (Christina Romer)和劳拉·泰森（Laura Tyson）。其他有份量的人物还有前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伯斯法尔德（Maurice Obstfeld）和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前美联储副主席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和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等（表1）。

这阵容不可谓不隆重。但声势如此之大，目的何在呢？

答案很直接：呼吁国会采取新一轮经济纾困措施。

有心的读者可能会问：自3月份以来，美国已迅速采取了一连串措施为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减压纾困――其中，货币政策全方位出击几近“全压”，国会立法推出四轮财政政策总规模高达3.6万亿美元，行政上的举措涉及到的资金也有4800亿美元――难倒这些还不够吗？

在公开信中，伯南克他们的回答是：虽然国会和美联储已经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来应对危机，但仍需采取进一步行动，且越快越好，最晚应在之前推出的四轮法案中的不少项目到期之前推出新一轮纾困计划。

笔者细数，自3月6日至4月24日，美国国会相继通过了《冠状病毒防范和应对补充拨款法案》（Coronavirus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Act，CPRSA Act）、《家庭第一冠状病毒反应法案》（Families First Coronavirus Response Act，FFCR Act）、《关爱法案》（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 CARES Act）和《薪酬保障计划和健康护理增强法案》（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and Health Care Enhancement Act，PPPHCE Act），叠加其他财政措施，总规模高达4万亿美元（需注意，上述各项举措的规模并不可简单相加，因所涉及的内容不仅包括收入和支出，还有贷款、投资和政府担保）。从执行进度看，其中不少项目即将到期： 2820亿美元规模的每周600美元的额外失业救济7月底结束；6700亿美元的《薪酬保障计划》意在使小企业留住员工并支付薪酬，但能维持的时间有限；对州和地方政府的1500亿美元拨款已耗尽，但远不能填补其庞大的预算缺口，而很多州即将于6月底通过最新财政预算，等等（图1）。

公开信强调，当前形势高度不确定，经济显著下行的风险极大。若国会不能付诸行动，则州和地方政府将面对灾难性的预算短缺，大量裁员不可避免；在此前提下，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计，到2020年年底，失业率很可能还会位于11%以上的水平。来自2008年大衰退的证据表明，拖延多时的经济下滑会严重损害人们的经济机会和财富积累，并经历较长的阵痛期。国会不能再犯错误。

不但要采取行动，而且力度要足够大。经济学家们呼吁，新一轮纾困方案的金额要与未来10年16万亿美元的名义产出缺口相称。这16万亿美元名义产出缺口是CBO前不久估算的。公开信虽未提供具体金额，但就应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建议，包括：延长失业救济；新增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增加对保持雇主-雇员关系的项目的投资；推出额外的稳定总需求的政策。

回想起来，5月15日，众议院曾通过了一项规模高达3万亿美元的纾困方案，内容包括支持州和地方政府，延长失业救济，新一轮现金发放等。

但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始终未就该方案进行投票，理由是：之前采取的措施正在发生作用，可以等等看效果怎样，并不着急（前不久公布的5月份就业数据远好于预期，似乎为此提供了证据）；债务负担已显著增加；重要的是应设法避免企业面临大量与疫情有关的诉讼；需要采取措施鼓励人们回来工作。

令事情复杂化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6月15日传出的消息，称白宫在考虑至少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在此敏感时点，这封阵容强大的公开信为新一轮纾困计划设置了底线。但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引人关注。国会将于7月中旬开始就下一步财政政策进行辩论，目前看，不确定性极大。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驻笔沉思：未来10年美国将出现高达16万亿美元的名义产出缺口，那么中国呢？中国的产出缺口会有多大呢？似乎还没留意到有智库或经济事务专责部门做过此类估算——但这极为重要；有了这关键的第一步，跟进的，才谈得上提前拟定应对策略和实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