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就业报告，5月份非农就业新增250万人，失业率为13.3%；而据早先一些经济学家预期，美国失业者将增加750万人，失业率升至19%。就业报告与预测的人数相差竟然高达1000万！而失业率也大差近6个百分点。人们不禁会问：印象中，美国经济学家的水平似乎并不低，这次却为何错的如此离谱？本文将找寻揭开谜底必备的三把钥匙。

在疫情冲击下，美国失业率骤然升高，4月份竟达14.7%，创下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纪录。在5月份的就业数据公布前，各方普遍存悲观预期。据Bloomberg早先对78位经济学家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者预期失业将增加750万，失业率升至19%；其中最乐观的一位预期显示，新流失就业岗位80万个[1]。

在众所瞩目下，美国时间6月5日，劳工统计局终于发布就业报告，其结果令经济学家们集体大跌眼镜：5月份非农就业新增250万人，不降反增；失业率由14.7%降至13.3%，不增反降（参见图1）。

图1  疫情对美国失业率的冲击

注：美国的就业报告主要根据两种调查方式得出，一为机构调查或工资册调查，一为家庭调查。失业率根据家庭调查数据得出，机构调查即反映非农就业情况。本图均为家庭调查数据。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就业报告计算整理。 

两相对照，发布的与预测的就业人数相差竟然高达1000万！而失业率也大差近6个百分点。人们不禁会问：印象中，美国经济学家的水平似乎并不低，这次却为何错的如此离谱？

比较经济学家的水准怎样不是本文的初衷。若有兴趣，笔者倒很愿意另外撰文讨论。这里仅试图揭开一个谜底，即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出现如此之大的预测误差。

一、临时性失业为主的衰退

解开这个谜，首先要了解美国的失业结构，这是前提。最重要的是关注两类失业人口：一类是临时性失业，另一类是永久性失业。在这次疫情期间，人们谈论较多的休假（furlough）即被归在临时性失业（参见图2）。

图2  临时性失业为主的衰退模式

注：均为家庭调查数据。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就业报告计算整理。

在美国疫情开始爆发之前的2月份，失业总人数为581万人，其中临时性、永久性失业和其他类失业占比分别为13.8%、22%和64.2%――该比例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期，是一个大体稳定的结构。3月份，疫情迅速扩散，美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各地陆续颁布“居家令”，部分商业关闭，导致失业人数增加115万人，其中，临时性失业增加105万人，占比高达91%。

4月份疫情进一步恶化，几乎全美非紧要商业全部关闭，新增失业也如火箭升空一样蹿升至1610万，使总失业人数达到2306万，失业率由4.4%增至14.7%。但在4月份新增失业中，临时性失业增加了1622万人，永久性失业仅增加54万人，而其他类失业则减少了66万人。而在2306万失业总量中，临时性失业占比高达78%，较正常时期的13%左右大增了65个百分点。

在失业结构中，临时性失业占绝对比重，这明显有别于过去以永久性失业为主的衰退模式，同时也是5月份各州经济相继重启后就业状况意外好转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一旦“封锁”结束，临时性失业者能够很容易重返工作岗位。

当然，对失业率结构的这一特点，经济学家们的看法并不一致。5月13日，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兰克尔（Jeff Frankel）举办了一场有关疫情对经济影响的专题讲座，他认为4月份14.7%的失业率非常严重。当笔者问及“因其中80%左右是休假，所以影响是否远不如看起来那么大”时，他回答：即使这样，也还是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而哈佛大学另一位经济学教授曼昆（Greg Mankiw）则认为，因临时裁员造成的失业远大于永久性失业，很可能预示着在疫情过后经济会快速复苏。这一看法于4月3日首次发表在他的博客上，当时3月份就业数据刚刚发布。4月16日，他又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复苏的两个可能路径”（A Tale of Two Possible Recoveries）的专栏，较为系统地展开了他的观点。但他同时也认为，因对疫情的控制充满不确定性，不能排除缓慢复苏的可能性[2]。

法兰克尔和曼昆都是笔者十分敬重的教授，在哈佛访学期间，与他们交往甚多，也受益匪浅。然分析下来，笔者更认同曼昆的看法，但这仅对失业率结构的影响而言；因美国疫情受控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笔者对于经济快速复苏的前景难说乐观。

二、纾困政策起了多大作用？

通过追踪危机期间美国出台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笔者也进一步对临时性失业占绝大比重的原因做了思考，并认为至少有两个因素起了作用：一是由于这次衰退起因于公共卫生危机，与历次不同，所以对短期冲击的可能性有普遍预期（当然也有很多悲观意见，比如弗兰克尔就担心有发生W型衰退的可能），因此企业并未急于做永久性裁员；二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发力果断且直接，也有显著影响。

在讨论财政和货币政策时，不能不提4月3日由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启动的规模高达6600亿美元的薪酬保障计划（PPP）。该计划旨在为小企业提供为期两年的优惠贷款，视贷款运用中工资支出占比的大小，贷款可全额或部分豁免。但要求企业保留员工和支付工资。数据显示，截至6月4日，已发放450万笔贷款，总额5108亿美元。450万笔贷款意味着450家小企业得到了纾困，如果平均能够帮助每家小企业保留4个员工，就有1800万个就业岗位。

另有评论说，PPP支持了5000万就业岗位[3]。考虑到美国3000万小企业在正常时期的就业人数也不过6000万，这个数字或许有些夸大了，需要进一步核实。

三、官方数据有误？

公布的与预测的数据偏差如此之大，除了经济学家的模型可能出了问题外，官方的数据是否也会有误呢？这个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不久前曾有个别州在上报首次申请失业救济数据时出过事故，导致全国的汇总数据不准。

带着这个疑问，笔者仔细搜索劳工统计局发布的长达46页的月度数据报告，果然，在正文最下面的一个栏目中找到了这句“按要求，从事家庭就业调查的工作人员应将受疫情影响而未工作的就业人口归在因临时裁员而失业一栏。但显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进行了正确的分类。”该栏目的结论是：如果分类正确，则实际的失业率会比公布的数据高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5月份公布的失业率为13.3%，若加上误差的3个百分点，则实际失业率应为16.3%。

3%的误差涉及到多少就业岗位？5月份美国有1.58亿劳动人口，乘以3%即是475万人。也就是说，若数据不出错的话，美国5月份的家庭调查失业人数应该是2573万（增加265万），而不是2099万（减少209万）。

但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开篇所讲的非农就业人数来自机构（工资册）调查，与家庭调查的角度不同，所以根据家庭调查计算的失业率数据的调升，并不能改变非农就业提高250万人次的事实。然而，另外三点因素会冲淡非农就业数据上升的份量：一是工资册调查不包括农业工作者、个体经营者和从事家务劳动的人，而这部分人群更为脆弱，非农就业数据反映不出其变化；二是在疫情期间，会有不少人为了生计去做数份兼职工作，这在工资册调查中无法分辨，会将其误认为是多创造了若干个就业岗位，结果夸大就业数据；三是在笔者对家庭调查数据调整前，其就业人数是新增210万，与非农就业增加250万基本同步，所以对前者的调降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能减弱后者的重要性。

四、结论：揭开谜底的三把钥匙

笔者以为，以上三大因素如同揭开谜底必备的三把钥匙，应能解开5月份就业数据的疑团：

第一，以临时性失业为主的衰退模式，与历史上以永久性失业为主的危机不同，在经济陆续重启后，临时性失业者更容易重返工作岗位，导致就业状况显著好转。

第二，对公共卫生危机冲击短暂性的预期及以小企业薪酬保障计划（PPP）为主的纾困政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保留或计划保留工作岗位，不急于永久性裁员，而一旦危机解除，商业机器可迅速开动。

第三，官方数据的统计差错导致失业率低估3个百分点，对于1.58亿庞大的劳动人口而言，意味着475万个就业岗位。虽然按工资册调查的非农就业数据不受此影响，但诸多因素已在冲淡非农就业数据上升的份量。

总之，经济学家们固然忽视了临时性失业模式和PPP等纾困政策的影响，然而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差错却将偏差夸大了一倍。所以，经济学家们虽然错了，但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离谱。

[1] 见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6-05/economists-have-biggest-whiff-ever-as-u-s-jobs-report-surprises?srnd=premium&sref=E1hpDegX

[2] 见https://www.nytimes.com/2020/04/16/business/tale-two-economic-recoveries.html

[3] 见https://www.wsj.com/articles/major-fixes-made-to-small-business-loan-program-11591390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