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选的喧嚣声中，美联储的FOMC决策会于2020年11月4-5日静静地召开，几近悄无声息，引起的关注较以往明显少了许多。会议并没有作出任何新的政策决定，但透露出的大量信息却不容忽视。如何评估经济、金融形势？对货币政策的下一步走向怎样考虑？难缠的新一轮财政谈判再次搁浅，鲍威尔可又有新的震撼评论甚至呼吁？这些都是焦点，其含金量自不待言。而对笔者来说，更还有意外收获：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毫不含糊捍卫货币政策、直接批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表现，令人眼界大开。

 “流动性陷阱”之争

“流动性陷阱”大概是大学时期在教科书中学到的印象最为深刻的经济学理论了，若稍微解释一下，“流动性陷阱”通常指的是利率已低到一定程度，再增加货币数量也无法让利率更低，此时人们宁愿持有现金也不愿进行贷款或投资，导致货币政策失效。

但这个概念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理论上，它经过了一些重要演变，从凯恩斯到新古典；而实践中则是日本最先“涉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又扩展到美、欧；利率水平原本被假设为正，但后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纷纷开始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

所以，在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家眼中，“流动性陷阱”概念其实很不单纯。

“流动性陷阱”概念最早由凯恩斯提出，意在指出货币政策经常失灵，强调财政政策更重要。但新古典学派经济学者不服，后来提出了“庇古效应”，含义是就算增加货币数量也无法引导利率下行，但仍能对经济起刺激作用——这被认为是在1990年代即已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日本最早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理论基础。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已陷于“流动性陷阱”、必须摆脱“低利率、低通胀和低增长”的“日本化”（Japanification）困境的讨论早已不再新鲜。经济学者和中央银行家们均深知当前货币政策的局限和挑战。美联储今年9月份转变货币政策框架，便是试图扭转困局的一大举措。

就在美联储FOMC会议结束前两天，IMF首席经济学家Gita Gopinath于11月3日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撰文称，因广泛存在的“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效力已十分有限，呼吁各国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以支持消费，并增加对数字基础设施、医疗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这大概是对“流动性陷阱”所进行的讨论中，最新的一次吧。

鲍威尔对货币政策自信大增：为什么？有何意味?

正如笔者在前文所做的铺垫，“流动性陷阱”问题虽十分重要，但并不新鲜，认同者也众。出身哈佛大学的IMF首席经济学家Gita Gopinath就此撰文，也没什么奇特。然而，美联储正艰苦“抗疫”期间，一位恰巧刚读了Gita Gopinath文章的人在记者会上就该文当众提问，却是一个观察美联储主席如何应答、心中咋想的难得时机。

提问者指出：“IMF的Gita Gopinath本周撰文，明白无误地指出全球正面临‘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是有局限的，而财政政策应成为主要工具。她认为需要有一个全球协调一致的财政政策。你怎么看？”

鲍威尔回避了“流动性陷阱”这个概念。他说：“我理解你是在问货币政策是否失去效力，是否用尽了‘弹药’。我认为并没有。我们郑重承诺在困难时期，会使用这些强有力的工具支持经济，需要多久就持续多久，没有人应对此有任何疑问。我们对已使用的和未来可能会使用的工具的效力毫不怀疑。“

他进一步解释道：“我确实认为可以做更多。看一看我们已购买的资产，我们使用的工具，以及我们使金融条件保持宽松的方式。我认为在支持经济方面，我们已经有能力做很多事。”

这话别有一番自信。笔者的感受是这绝非虚言。作为决策者，中央银行家们有时会强作镇定，唯恐推出的政策被忽视，导致失效。但这一轮为应对疫情，美联储“先声夺人”，及时推出了强有力、积极主动甚至极具攻击性的政策工具，赢得掌声一片。更重要的是，也确实十分灵验。比如有些紧急贷款工具推出后，没等使用就让市场功能恢复了正常。今年以来美国企业债券市场和市政债券市场的融资额甚至还远超正常年份，便是明证。

可以说，此次货币政策在应对疫情中的表现，甚至远远超出了美联储自已的预期。其自信因此增加，便也是可以预见的了。或许，这对美国货币政策未来的演变，也将发生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