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关键发展阶段。从全球维度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纵深推进，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科技的突破不断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大国之间围绕科技制高点、未来产业主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困境更凸显出自主创新的紧迫性。从国内发展看，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依靠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培育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成为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而这一过程中，从基础研究的“0”到“1”突破，到技术成果的中试转化，再到产业生态的培育成熟，每个环节都需要长期、稳定的资本投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耐心资本作为连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关键纽带，其价值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2024年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运用先进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这些重要部署是党中央立足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内高质量发展进入关键期的战略全局，针对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交汇期的复杂形势作出的科学决策。其彰显了以长期资本支撑长期创新、以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坚定战略定力，为我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抢占科技与产业制高点锚定了关键方向。

耐心资本作为支撑长周期创新的核心资本形态，其独特价值在于能够穿透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周期壁垒，既能以长期资金陪伴技术研发跨越“死亡之谷”，承载从实验室成果到中试转化的高风险试错，又能通过持续的资源赋能推动科技成果落地生根，更能以资本为纽带打通“科技—产业—金融”的循环，成为激活创新生态的关键支点。基于这一核心价值，近年来我国在耐心资本培育方面加快步伐。科创板“硬科技”定位引导资本聚焦长期价值，政府引导基金规模持续扩大，私募股权市场对早期项目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但整体而言，仍存在供给规模不足、期限错配突出、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难以充分满足芯片制造、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领域的长周期创新需求。因此，如何构建与中国创新生态相适配的耐心资本供求体系，已成为破解当前科技与资本“两张皮”难题、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课题。

要破解这一关键课题，前提在于对耐心资本的本质属性与运行规律形成系统性认知。从国际研究视野看，国外学者对耐心资本的探讨多集中于比较政治经济学框架下，Deeg等将耐心资本定义为具备抗波动性、稳定性的长期资本，强调其不因短期利益波动而轻易撤资的“忠诚”特质，并构建了相对全面的识别框架。Kaplan进一步指出，耐心资本所具备的长周期与高风险容忍度特点，使其得以跨越经济周期，为突破性创新提供持续而稳定的金融支持。在国内，新结构经济学较早倡导该概念，将耐心资本定义为一种基于“关系”的资本形态，即投资者愿意承担相应风险，为被投对象注入长期资金，以期在其发展壮大后获取长期回报。随着国家层面将耐心资本提升至战略高度，相关研究在国内迅速拓展，理论成果不断丰富。李三希等系统阐释了耐心资本的定义，并深入探讨其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洪银兴等则从内涵与外延角度深化了对耐心资本的认知，并分析了不同的资本形态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持路径。丁任重等通过对耐心资本长期性、风险性等五大特征矩阵的归纳，深刻揭示了其通过要素引导、风险共担与政策协同机制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支撑作用。陆岷峰等从“募、投、管、退”全流程出发，探讨了耐心资本运作的体制机制构建问题。齐昊等提出，耐心资本不仅是一种关键生产要素，也体现了生产关系对先进生产力的适应性调整，其逻辑超越了传统金融的短期逐利模式，更契合高科技企业长周期成长的内在需求。胡海峰等则从耐心资本概念特征、投资动因与社会经济效应等维度进行分析。上述研究形成的共识是，耐心资本具备长期导向、高风险容忍、注重价值共创并部分兼具正外部性等核心特征。

现有研究虽已围绕耐心资本的相关理论展开了诸多探索，但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锚点的研究仍稍显不足，或局限于理论深度而广度不足，或覆盖面虽广却专业深度有限，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整合。鉴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耐心资本供需理论机制、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更综合而深入地梳理与挖掘，力求通过剖析耐心资本在创新链条各环节的功能特性，揭示其价值实现的底层逻辑，从而为更精准地释放耐心资本潜力、充分发挥其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支撑作用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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