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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奇幻漂流
金融危机的奇幻漂流
张晓晶 时间:2017-02-08 来源: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一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至后来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到今天,危机还没有过去。关于危机的讨论也正是方兴未艾。金融危机最早从什么时候就有了?为什么会有金融危机?我们怎么应对?能够预测和避免金融危机吗?这一系列问题,恐怕既是普通小民偶尔想到的,更是那些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们要做的功课。英国女王就曾经毫不客气地问过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们:你们咋就预测不了危机?
较早对这些问题作出权威回应的是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他的那本《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从17、18世纪的金融危机开始讲起。他提到,对1600年以前的事件进行研究已非其能力所及。而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则从14世纪中期佛罗伦萨金融家给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和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贷款说起。那两位大牌债主不愿意偿还贷款,导致了当时银行业的倒闭。他们将金融危机史又向前推进了三四百年。
事实上,金融危机是自从信用、借贷、货币以及后来所谓金融产生以来一个自然的伴生品。大约5000年前,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就开始用泥版记录交易,涉及大麦羊毛或白银等金属。这提醒我们,当人类第一次开始书面记录他们的活动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写历史、诗歌或哲学,而是在做生意。有了交易,有了借贷或者说信用关系的产生,哪怕没有货币,就已经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只是,在交易还不太普遍、涉及范围还不太广泛,相互关联还不那么紧密的情况下,一个信用链条断裂所产生的也只是一些微澜,而不会是洪水滔天。因此,真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与银行以及金融市场的产生相关联。当然,如果我们可以更多地挖掘史料,或许可以将金融危机的历史回溯到更久远的年代。从这个角度,金融危机的前世(或前传)今生也就会变得更长。
二
为什么会有金融危机?从金融体系本身当然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金融体系之外这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可以看得出来。那种99%与1%之间的不平等与对抗,反映出收入差距问题或许正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导火索。
经济趋向于金融化的发展,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一方面劳动生产率在增长,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劳动报酬却未能相应提高,从而出现无分享的增长,并埋下了危机的种子。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05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1959年的2.7倍,增长了170%,而2005年的劳动报酬却是1959年的1.5倍,只增长了50%。这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如果我们将时间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发现历史何其相似! 在大萧条之前,也发生了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劳动报酬增长的不同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了各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美国工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了40%以上。而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增加。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正因为如此,大萧条之前,贫富差距达到顶峰,只是经过罗斯福新政,贫富差距才有大幅度缩小。从这个角度,说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危机的一个根源也并不为过,尤其当这个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与金融业的过度膨胀相关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关于金融危机原因,还可以归结为人性的贪婪、反复无常以及健忘症(好了伤疤忘了疼),可以归结为制度的不完善、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学家设计的金融产品定价模型的脆弱性等等。显然,这个清单可以拉得很长。但最终仍是,金融危机是经济发展和演进过程中一个自然的伴生物,难以避免。危机是繁荣时期播下的种子;危机也是清洁剂,为下一轮繁荣鸣锣开道。经济社会就是在这一波又一波的危机浪潮中前进,就像少年Pi的海上漂流。人类知识和理性的边界在扩展、危机的掌控能力在提高的时候,其所面对的未来的不确定性或许也在同量级地甚至是更快地增加。金融就是应对不确定性的产物。因此,这种较量将是没有止境的。少年Pi的海上漂流或许已经结束,但他还需要继续他新的人生旅程——在那里,他仍会遇到暴风雨、老虎、食人岛⋯⋯
三
幸运的是,我们只是金融危机的旁观者,因为中国并没有爆发金融危机。我们或许还在这个时候去过美国、欧洲,去过那些危机的重灾区,但并未感受到危机的可怕:因为失业的并不是我们,并且还“享受着”国外旅游购物价格的一直下降。然而,我们决不可忘了,真正的危机是多么可怕。因此,“重温”一下危机时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变化,或许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益的。不仅如此,我这么说还因为现在不少探讨金融危机的书,其中的主角都是银行家或政治家,或者大的投行和金融公司,而较少触及到小民的日常生活。
这里主要讲一下大萧条的故事,本轮危机的故事还有待后人去总结。
大萧条时期,中产阶级是破落得迅速而令人痛心的。在加利福尼亚州水库工地上干粗活的工人当中,有好些先前是农场主、牧师、工程师,还有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个密苏里州某银行的前任行长。那个曾写出《愤怒的葡萄》的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用猪油加草木灰和盐做成肥皂来洗衣服,他连寄稿件的邮费也付不起,是代理人代付了,可是稿件却没人要。后来他回忆说,那时的流民,一想到害病就不寒而栗。“生病也要有钱才生得起。看牙医我看不起,所以牙齿一颗颗烂掉了。”在芝加哥市,有两百名妇女在格兰达公园和林肯公园露宿。夜间敲门讨饭的,“可能几个月或一年前在银行里爽快地签发过你的贷款,或者在你所读的报纸上写过社论,或者是某家大地产公司的副经理”。
1932年6月,美国东北各名牌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步21974名老学长的后尘,也在拼命找工作了。那时连在纽约百货公司开电梯也要有学士学位,而且对他们当中好些人说来,这已是最好的差使了。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所以航空公司竟能要求机上所有女招待员都由注册护士充当。
1932年,有27.3万户人家被房东撵走。重工业的关键美国钢铁公司,当时的开工率只达19.1%。各银行门前无不人山人海,争提存款。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有一位少妇,把孩子出租给排队提款的妇女,每次收二角五分,因为抱着孩子排队,能排在前头。在全国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每星期看一次电影(成人票价二角五分,儿童一角)。吸纸烟的人逐年增加,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习惯是有害的。
不过有些行业却是分外兴隆。出售避孕药物的行业一年赚了2.5亿元(当时的青年后来做了爸爸妈妈,早把这事忘了)。并且,经济衰退使婚姻更加稳固了,收入的下降促使许多夫妻加倍努力拯救他们的婚姻。数据表明,在整个1930年代的时候,离婚率大约为16%〜19%,最低时甚至达到过13%。但进入1940年代,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离婚率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几到三十几,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更是达到43%。这样比较来看,大萧条期间的离婚率是相当低的。
与之类似的是,在2008年经济最萧条的时期,平均每1000名已婚的美国女性中,离婚率下降到16.9%。在2007年,这个数字是17.5%。不过,在经济衰退期夫妻双方决定互相克制、暂且不离婚的状况不是一成不变的。2009年,随着经济的缓慢恢复,那些“被压制的离婚需求”瞬间释放,离婚率又开始上升。这意味着离婚存在“顺周期性”,当经济处于不景气的时期,离婚率会下降;当经济状况好转后,离婚率会上升。
这些有意思的发现权且可以当做是金融危机研究的一个副产品。我们当然不期待通过危机来巩固婚姻。这也反映出人性的一大弱点:能共苦却不能同甘。
四
关于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以及与之相关的林林总总,市面上颇多探讨。不过,我还是对手头这本修订版的《金融危机的前世今生》情有独钟。这不仅是因为出书者是我的朋友,还因为本书的一些独特写法。作为金融业内人士,作者的见识,贴近市场、贴近现实;而作为当年的“文学青年”,作者的故事又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当然,如果只是这些,恐怕还不够。他的书绝不缺乏理性思考:这包括对金德尔伯格、明斯基危机理论的介绍,对凯恩斯、哈耶克争论的涉及,对伯南克、克鲁格曼思想的评论,以及关于新兴国家金融危机模型的描述,俨然是经济学课堂。这多少暴露出作者的“来头”:他原是经济学科班出身的。有着深厚的经济学背景、多年的金融从业经历再加上当年“文学青年”的实力与豪情,作者的这种“三栖”特征,决定了本书的独特价值和魅力。
作者在后记中曾幻想这么一个场景,“大家捧着咖啡坐在一起,闲谈过去的金融故事,聊聊眼下的金融危机”。我倒是觉得,如果改成“闲谈过去的金融故事,聊聊别人的金融危机”可能更有一些轻松的心态。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恐怕已经难于做到了。
不知为什么,我又想起少年Pi所讲的两个故事,一如我们面对金融危机时的心境:危机本身一定是冰冷和残酷的(就如我讲到的那么多普通人生活境遇的变化),只是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它才会变得奇幻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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