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杠杆率增速低于全球水平

南方日报：今年疫情以来，全球债务的总量以及结构呈现怎样的变化？

张晓晶：在疫情冲击下，我们观察到全球范围内债务攀升。其中，政府债务攀升最快，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杠杆率超过了100%。今年一季度全球杠杆率的攀升已超过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水平，创下了历史新高，很多国家的杠杆扩张都是过去的两倍左右。

在结构变化的层面上，最典型的特征是政府部门杠杆率大幅上升，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加大发债，其公共部门，尤其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上升较快。相对而言，发展中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杠杆率上升的幅度较为平缓。

南方日报：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

张晓晶：今年中国宏观杠杆率在前三个季度上升了24.7％，预计今年大概是30％左右的水平，但仍低于全球预测35％的杠杆率增速，也低于我国2009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其中，第三季度杠杆率攀升3.7个百分点，相比一季度和二季度增幅快速回落。预计四季度经济增速会进一步提高，宏观杠杆率阶段性快速攀升过程基本结束。

由于疫情时期很多企业无法生产，小微企业需要还本付息，保市场主体、保就业和抗疫救援等方面的投入都导致了杠杆率的上升。中国杠杆率增幅趋缓的原因之一在于政策方面的相对克制，未置风险于不顾，没有出现“洪水滔天”，这是分子因素。此外，三季度杠杆率增幅趋缓的主因在于经济的强劲复苏，季度名义GDP同比增长高达5.5%。中国作为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一分母因素使得杠杆率增速不断回落。

南方日报：今年全球主要央行都持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您认为本轮量化宽松的大潮将延续到何时？

张晓晶：首先，根据过往的经验，美国是从量化宽松中较早退出的国家，而且具有引领性。因此这轮量宽能持续多久，可能还需要看美国经济复苏的程度。其次，这一政策的持续还取决于疫情的变化，目前看来疫苗有望于明年推出，这将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但这一过程大概会维持几年的时间。

二、货币政策需维持平衡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中国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张晓晶：利率是货币政策最重要的风向标。从企业角度看，利率是成本。现在全社会都在呼吁降成本。因此，促进利率下行可以说是央行的一个目标。但另一方面，央行还需要维护金融稳定，而利率下行，往往可能带来资产泡沫。所以，利率走向还需要央行作出全面权衡。

南方日报：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张晓晶：目前人民币债券等资产在海外受到追捧，主要原因在于货币的正利率和经济的正增长，加上中国的主权信用相对较好，有利于吸引外资。当然，我们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并非以利率高低“论英雄”——毕竟单论利率高低，不少新兴经济体更高，但其风险较高。因此，要吸引国际资金进入中国债券市场，还需要不断完善国内的基础制度，实现高水平的金融开放。

三、金融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

南方日报：中国的金融创新应如何适应当下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张晓晶：首先，金融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而非技术创新。我们观察在过去一百多年间，全球金融的发展：由技术层面的进步促成金融中介成本发生变化的幅度很小，维持在2％左右，科技并没有直接带来融资成本的下降。金融自由化、监管规则变化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才是核心。当前部分金融科技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垄断，反而可能提高融资成本。

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促进所谓金融实体之间的大循环，就要让技术和制度双轮驱动。推动制度层面的创新，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成本下降；同时还应规范金融机构的资金空转、过度流入房地产行业等行为，使得更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循环。

南方日报：国内的金融科技公司如何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张晓晶：我们非常关注下一任美国总统对金融科技的政策变化，如果拜登上台，他的执政重点将在于加强对金融和大科技公司的监管，很可能会出台关于数据隐私保护和数据权属方面的相关规则。此外，欧洲已经出台了很多针对大科技公司的税收政策和垄断罚款，未来我国的金融科技公司将面临新规则的更大压力，原来的竞争优势可能会在新规则下化为乌有。因此国内的金融科技公司应尽快调整，实现创新性的发展。

南方日报：在未来的金融发展趋势中，您如何看待广州的发展机遇？

张晓晶：首先，广州处于粤港澳大湾区，开放性的制度和规则是将来发展金融最大的优势。由于靠近香港，广州有充分的便利去学习其在会计、金融、审计、法律等各方面的先进制度，加快制度创新，实现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

此外，未来绿色金融将是重要的发展方向。碳中和、巴黎协定等方面都会形成新的标准，广州应该在绿色金融的规则方面未雨绸缪，争取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在金融科技和大数据方面，广州可以加快完善商业信息、个人隐私数据、数据权属，从各方面形成隐私保护和反垄断、公平竞争的标准，从而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