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顾名思义是按年度顺序排列的事件记录，后来演变成汇辑一年内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谈话中指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此后，年鉴编纂工作在全国逐步推开。

年鉴作为一种学术体裁，能够充分发挥记录历史、辉映时代的重要作用。编撰《中国金融学年鉴》的初衷，即在于记录中国金融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和主要成就，围绕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时代主题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国金融学科与金融学者立传，推动中国金融学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金融学年鉴》是从去年才开始编撰，因此也谈不上什么经验，只是和大家分享几点体会。这些体会概括为一句话，即学术评价是年鉴的灵魂。

第一， 学科述评是学术评价的重中之重。

学术评价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有力支撑。近些年来，学术评价、学术批评显得弱了，远不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而《中国金融学年鉴》正是要举起学术评价的大旗。翻开我们的年鉴，大家能够发现，学科述评是年鉴的主体。初步估算一下，学科述评内容占到了整个金融学年鉴篇幅的60%。

针对学术评价的重中之重——学科述评，我们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评价机制和写作要求。一是学科述评中涵盖的文章不必拘泥于顶刊、权威期刊文献。因为有些核心期刊甚至非核心期刊文献，也可能有好文章。如果我们只是在意期刊的级别，就可能会有遗珠之憾，把那些有创新、“有棱角”的学术观点排除在外了。二是学科述评不能只是述，还要突出评。当前的一些学科述评往往是学科综述或文献综述，突出的是述，只讲别人的观点或贡献。我们强调，学科述评既要有述的内容，更要有评的内容。因此决不是一般的罗列文献、面面俱到，而是突出对文献脉络、内在逻辑以及学术贡献的评价。三是学科述评要关照现实发展和时代主题。学术文献一般会有自己的内在理路，因此，从理论的内在逻辑出发来把握与评价文献是基本方法。但需要强调的是，理论的演变决不简单是由内在理路决定的，还会受到“外在冲击”特别是现实发展和时代主题的深刻影响。比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对金融理论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近期乌克兰危机暴发以来的金融碎片化也引起金融界的广泛讨论。这意味着，我们在进行学科述评的时候，既要厘清理论脉络，也要关照现实发展和时代主题，要警惕那些看起来“漂亮”的理论是不是脱离了现实。

第二，严格遴选学术作品和学术人物，体现“入鉴即评价”。

遴选论文并摘编，推荐金融学著作、年鉴人物等，也是重要的学术评价内容，充分体现了“入鉴即评价”。我们通过“3+1”模式，确定“论文精粹摘编”和“重要著作推介”。“3”指三方，即金融所各研究室、年鉴编委和编辑部，“1”指的是最终的遴选会议。首先，各研究室在学科述评基础上，从中遴选和推荐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等学科发展成果，并给出详细的推荐理由；其次请年鉴编委推荐论文和著作，并给出推荐理由。编辑部综合整理各方意见后，列出遴选论著清单，最后再邀请金融领域知名学者包括编委召开遴选会议，对入选论著逐一进行讨论、筛选。这种“3+1”模式能够让不同的学者群体，从不同的视角评价学术论著，而不是从单一维度，比如创新程度或引用率等，来评价学术成果，从而保证评价结果更为客观、更有说服力。

此外，我们对于年鉴人物、学术会议综述、获奖动态、国内主要的金融机构介绍等，也都设立相应的遴选标准，并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而不是简单的拍脑袋。

第三，高举学术评价大旗，引领中国金融学发展。

年鉴系列是我院的一块金字招牌。但要让年鉴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特别是胸怀“国之大者“、引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还需要认真做好学术评价工作，让年鉴有公信力、权威性和话语权。

我们的做法是：一是认真撰写学科述评，而且邀请院外的学者专家参与，提升年鉴的广泛性、代表性和影响力。二是严格学术作品、学术人物的遴选标准，这是年鉴获得公信力、权威性的前置条件。三是高举学术评价大旗，引领中国金融学发展。

学术评价虽然是年鉴工作的重点，但我们认为学术评价并不是单纯的学术权力，而是增进我院和院外同行之间学术交流、提升我院学术话语权、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渠道。年鉴记载着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进展，充当了链接学术网络的重要平台。接下来的工作，我们将以《中国金融学年鉴》为抓手，以我们领衔创立的“中国金融学论坛”和“中国金融学联盟”为依托，与全国高校金融院系展开合作，高举学术评价的大旗，集合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在建构中国自主的金融学知识体系中发挥好“国家队”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