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金融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考量，离不开新发展格局这个大背景。新发展格局实际上使得过去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发生了根本变化。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主要强调效率和市场原则，现在可能要超越效率和市场原则，突出发展中的风险与安全维度。这一评价标准的转变会带来很多挑战。

理解“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开放”和“国内优先”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首先，它是开放的循环。因为开放系统的存在是绝对的，封闭或孤立系统是相对的。即使在清朝闭关锁国时期，也留存了广州可以对外通商，史称“一口通商”，信息和物质都在流通。开放系统具有一般性，而封闭系统被视作开放的特例。从这个角度，即便是内循环也具有开放的特征。这样对于“双循环”的理解才不会走偏。其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可以理解为“国内优先”或“中国优先”。美国人总讲“美国优先”，我们这样的提法也可以说是“对等”。“国内优先”强调国内平衡放在第一位，这涉及收入分配的问题、扩大内需的问题、投资消费的关系等，根本上是一个改革问题。

发展环境的大变化是提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因。

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500年左右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世界的开端。就中国而言，近代史始于1840年，自此以后，中国经受了百年屈辱，按李鸿章的说法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1840年到1949年的大约百年期间，美国实力不断上升，中国实力不断下降。而接下来的百年即1950年到－2050年，则是“东升西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这恰恰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容。从中美实力此长彼消的长期趋势看，美国一定会从战略上遏制中国。

二是全球化逻辑的变化。全球化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驱动力、逻辑、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关系都有所不同。（1）全球化1.0（1500年－1800年）：政府主导，重商主义原则，顺差为王，强调的是国际循环。因为只有国际循环才会产生顺差，才能真正积累重商主义意义上的财富。这个时期主要还是全球贸易分工而缺少全球生产分工，互通有无是最主要的，因此还谈不上效率至上原则；也因为重商主义强调政府干预，所以市场原则也被弱化。（2）全球化2.0（1800年－2000年）：重商主义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跨国公司发挥作用，全球分工体系逐步形成，效率原则和市场原则居于首位。这一阶段其实没有国内国际循环的刻意区分，是内外循环相得益彰的阶段，全球市场化急速推进。（3）全球化3.0（2000年至今）：公司、民众、政府共同主导。重要的节点在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以及近期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些变化，使得全球化的进程不仅受到跨国公司的影响，也受到来自民众以及政府层面的影响。民众影响力的增强是因为全球化利益分配出现了问题，特朗普就是以此来吸引美国选民的选票，因而出现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浪潮。政府影响力的增强则与国家（制度）竞争有关。国家色彩在全球化2.0阶段其实没那么严重，比如中国跟与美国、欧洲、日本做生意，都是企业跟企业谈，国家色彩并不明显。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3.0阶段，由于国家或制度之间的竞争，全球化逻辑除了分配原则外，还要再加上安全原则，即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这也导致一些主要经济体强调国内循环，国际循环服务于国内循环。

全球化的这一变化使得考察任何开放（，包括金融开放），都需要认真思考。不可否认的是，过去四十年中国基本上与西方和谐共存，主动融入全球化，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金融开放其实提供了未来进一步开放的一个重要渠道。金融渠道的吸引力在于可以让境外投资者分享中国增长的红利。如果这一逻辑成立的话，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本身将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似乎淡化了经济增长，提倡新发展理念，老百姓需要自由、民主、法治、公正、蓝天、碧水等等，好像经济增长问题没有那么重要了。但如果基于“东升西降”的逻辑和制度竞争的逻辑，增长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

最后，要谨防由于突出风险和安全维度而造成新的扭曲。效率原则本质上是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超越效率原则，更加强调风险、强调安全，则意味着非市场因素将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资源配置就会偏离最优状态，扭曲加剧。因此，把握好效率和安全之间的平衡，是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考虑的中心问题之一。从国家民族长期兴盛的角度来看，越有效率就越能增长，其实也才会越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