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上对金融的诟病不一而足。“占领华尔街运动”把金融业的膨胀视作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用大量的经验数据表明“资本又回来了”（皮凯蒂，2015）；近些年来金融科技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创新财富积累模式的同时也产生了极化效应。国内关于经济脱实向虚、金融异化与乱象、资本野蛮生长与无序扩张等的批评更是层出不穷。金融当然不只有消极的一面。强调金融革命如何助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国金融之落后如何导致了所谓“中西大分流”以及后发赶超中的金融推动作用的学者不乏其人，他们说的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金融”。

金融的功过可谓见仁见智。但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系列带有灰暗色调的金融叙事更多地指向分配不均问题（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增长），却有着特别的启示：如果希望金融向善，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减少而不是加剧不平等，促进包容性发展和共同富裕，就需要把握金融特性，明确金融定位，推进金融改革，重塑金融发展。

一、简要文献回顾

金融，最朴素的理解，就是跟金钱打交道，与穷人无关。而现代金融的“嫌贫爱富”是由金融的自身逻辑决定的——它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挑客户、设门槛、索抵押，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有时也为了减少成本），好让自己能活下去，追求商业可持续性。这样一来，金融研究俨然成了富人经济学；让金融来关照穷人，促进共同富裕，不啻南辕北辙。从另一个角度，金融作为撬动现代经济增长、助力财富创造和积累的重要杠杆，当它把穷人拒之门外的时候，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金融不仅仅是与共同富裕无关，而且是加大贫富差距的因素。当然，也可以找到金融向善、服务穷人、促进共同富裕的典型案例，但总感觉这里面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由金融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还很曲折。正是这些“有道理”但同时又相互冲突的观点，促使我们深入思考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金融如何影响不平等？这是一个非常宏大但长期以来被学术界所忽视的主题。

早期不平等问题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消解。如根据边际生产力理论，土地获得地租、资本获得利息、劳动获得工资，各得其所，因此不存在分配问题。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提出各生产要素根据各自的贡献获得了相应的回报，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市场的效率和完美，论证了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伟大。但由此也使得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框架中失去了位置。另外，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金融不过是“面纱”，不会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增长产生实质性影响。鉴于货币金融的影响是“中性的”，也就鲜有关于金融如何影响不平等的讨论。

金融发展的分配效应一直被隐含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之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真正关注。这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发达经济体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有关。

揭示金融与不平等关系的三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分别是Banerjee & Newman （1993）、Galor & Zeira （1993）以及Greenwood & Jovanovic （1990）。前两篇论文认为更发达的金融市场将减少收入不平等。而第三篇论文则认为金融发展和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金融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收益较小，从而收入不平等加剧；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更多的金融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其主要理论机制是：信贷可获得性的提高允许更多家庭的选择和决策可以基于支出的合理安排，而不受继承财富的影响。

而Epstein（2005）等人所开创的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研究，主要基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指出金融化导致了不平等。Philippon & Reshef （2012）发现，1980年以来金融部门扩张是美国收入差距持续大幅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Shakhnov （2014）基于美国数据也发现金融发展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Brei et al（2018）实证研究了金融结构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1989—2012年间97个经济体的数据，发现二者关系并不是单调的。一方面，在金融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更多的金融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在金融发展到一定高度，如果是基于市场 （market-based）的金融扩张，不平等性就会加剧；而如果是通过银行贷款的金融扩张，不平等则不会扩大。

世界银行 （Demirg-Kunt & Levine, 2009）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金融与不平等问题展开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研究。他们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金融影响不平等的机制较为复杂；金融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增长以及减少不平等，但无论是金融压抑（过度管制以及金融市场不发育）还是金融过度发展（如金融化）都可能导致不平等加剧。相较于之前的文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文献对于金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分配的影响）关注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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