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史来看，启蒙与图强有着紧密的关联，大国崛起一般先要经历思想上的洗礼。无论是早期的英国工业革命还是后来的日本明治维新，老牌帝国与新兴强国的发展轨迹，大体遵循着欲图强先启蒙这样的历史逻辑。我们的金融强国建设自然也不能例外。

中国古代即经历了金融的发展和繁荣，甚至比西方还要早；但在经历了所谓“金融大分流”之后，中国金融发展逐步落后了。近代以来，举凡金融制度、金融技术以及金融学知识，基本都是泊来品。做金融（学）方面的小学生并不丢人，我们甘于做小学生，虚心学习，求得进步。然而，后发国家的学习借鉴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小学生接受启蒙——在中国，启蒙原意即指启迪童蒙——角度看，无论是以苏联为师，还是以欧美为师，我们都经历了不少曲折。

什么是启蒙？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摆脱不成熟状态的手段即是要敢于认识,亦即在一切事情上都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于金融而言，启蒙这个词太大，也太过凝重。我不想回溯到康德，回溯到“五四”或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个被视作启蒙的年代。因为那样一种宏大叙事，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更超出了我的能力边界（也因为如此，如果有读者认为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与真正的启蒙无关，我亦无话可说）。我借用金融启蒙这个词，只是想说，长期以来，我们对于金融的认知、理解和实践，有不少偏见或误区；今天，如果不打破传统思维模式、偏见和陋习，不来一场金融领域的思想启蒙，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从后发国家接受现代化（金融现代化只是其中一个子集）启蒙的角度看，中国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只是“照葫芦画瓢”，老老实实做小学生，不会也不敢去质疑老师的做法，缺乏主体性和批判思维。第二阶段则不只是单纯的学习模仿、亦步亦趋，而是有了自觉意识、自主意识，能够运用自身的理性，“敢于认识 (Sapere aude)”，敢于批判。主体性的觉醒，是启蒙的关键所在。因此，只有进入到第二阶段，才算得上是康德意义上的启蒙。就现代化（以及金融现代化）而言，从“分流”到“合流”，基本上是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因为“合流”最终意味着向西方模式趋同；而打破“分流”到“合流”的逻辑，突出自主发展，强调中国特色、中国道路，才是关于启蒙的正确打开方式。

从更广义的角度看，人类思想和实践的不断进步，实际上也是经历一次次启蒙的结果。鉴于人类思想演进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往往会经历曲折、反复甚至倒退，我们认为启蒙决不是一劳永逸，而是需要不断进行的。旧的偏见打破了，还会产生新的偏见。其实无论是先发国家或是后发国家，都存在着这样那样思想观念上的偏见，都需要进行不断的革新。

由此，我认为金融启蒙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了解、掌握新思想，对一切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持包容态度；另一个是要有主体性的觉醒和反思，从而保证对于新思想、新观念不是简单地“照单全收”，而是有鉴别，有批判，有革新，有发展。正因为如此，金融启蒙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不加批判地学习照搬，无视国情和自身特色；二是过于强调批判和自主，还没完全搞明白新思想、新观念到底是什么，一上来就批驳和否定。有这两种倾向，注定会走弯路。

为什么说金融强国建设亟待一场金融启蒙呢？金融思想上的裹足不前必然会阻碍金融工作的开展。推进金融强国建设，首先面对的是那些思想观念上的“拦路虎”。这些“拦路虎”（或偏见），涉及到金融的定位与评价、金融的虚与实、经济金融关系、金融何以促进科技创新、金融何以助力强国建设，等等。如果没有对于金融的新的理解，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是难以想象的。正因为如此，我打算做一点启蒙工作——不敢说是要启蒙大众，更是要启蒙自己，因为很多思想偏见亦存在于我的脑海中。

本书是近年来我关于金融的一些新思考。读者不难发现，这些新思考与旧观念还处在不断“打架”的过程中。

一、为金融正名

对金融定位和评价历来充满争议，至今仍毁誉参半。金融是把双刃剑，既有巨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也有巨大的破坏力。纵观历史，以现代商业银行、现代资本市场、现代投资银行、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金融革命推动了人类三次工业革命，为西方国家现代化提供了金融支持。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下，金融资本暴露出明显的垄断性、掠夺性和脆弱性，不仅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而且屡次引发经济金融危机。

就全球范围而言，金融危机频发及其造成的破坏使得金融往往被诟病为“不负责任的体系”。在“大萧条”时期，许多评论家和广大的民众都将自身遭遇的不幸归罪于金融体系。他们认为金融其实就是封建制的再生，唯一的不同就是金融家取代地主获得了统治地位。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就说过：金融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系，也是不道德的。在此体系之下，遵循市场规律这一逻辑成为掩盖一切错误的借口。英国前首相布朗在评论2007年的恶劣金融危机时也说过：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就是金融体系偏离了本质，而且它也无法回归本真了。当务之急是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危机带来的灾害。

对于国人而言，金融的功过也并非“五五开”（即所谓创造力与破坏力并存）；长期以来，对金融的负面印象似乎更深刻些：比如（观念中）认为金融“嫌贫爱富”、只为有钱人服务，金融是“以钱生钱”的游戏，只分配价值不创造价值，以及将金融资本视为寄生、腐朽的存在，等等。现实中，经济脱实向虚、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过高、金融异化与乱象频现以及资本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等，则使得金融的负面印象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这样一种语境和氛围中，要搞好金融工作，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金融启蒙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金融正名，给金融一个合理的定位和评价。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循环中，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构成的实体经济供求循环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货币和金融本身并不创造价值，金融必须植根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不是独立的价值源泉，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加速与放大装置”，其表象（钱生钱）遮蔽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并加剧周期性危机。马克思指出，金融资本放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劳动与资本对立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主要矛盾，而金融资本则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这两方面的矛盾。一方面，金融资本作为虚拟资本，相对于实际资本具有极大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发展会“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从而“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 列宁突出强调了金融资本的支配地位，指出金融资本的实质就是金融寡头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面控制，进而揭示了金融资本的垄断性、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资本）作用的评述，即便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犀利性与科学性。然而，拘泥于这样一种认知，往往会忽视金融在一国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世界性大国的崛起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金融是当今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如果金融搞不好，经济发展必然受到重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兴衰，金融有责； 金融是“国之重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金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如此，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还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金融强国目标的提出，不仅提升了金融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并且“刷新”了我们此前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认知。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是附属的、消极被动的。“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 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关系指明了方向：即一方面要坚持对过度金融化的批判、警惕各类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则更加注重发挥金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能动性，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发挥金融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的独特优势，助力强国建设。美国科技之强大，鲜有人首先会联想到其发达的金融体系。一段时期以来，对于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产业空心化”的批评不绝于耳，认为其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已日薄西山，仿佛最终只会剩下金融，“帝国的黄昏”正在逼近（此类批评相当程度上是来自于西方学者的自我反思）。但真实的故事并非如此。金融的繁荣发展并没有掏空美国——尽管负面效应不可否认——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并支撑了美国的科技优势。可以说，美国科技强大（包括国力的强大）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厘清这些事实，有助于我们扫除观念上的迷雾与偏见，更为理直气壮地推进金融强国建设。

二、资金融通只是“上半场”

金融，按字面理解就是资金融通。但就现代金融的丰富内涵而言，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够的：资金融通只说对了一半，只是个“上半场”。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文文献中极少将“金”和“融”连用。即便偶尔出现，也并非一个固定的经济学术语，而是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意为“资金的融通”或“货币的流通”，使用频率也极低。“金融”连用并且具备现代含义，是来自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中国留学生、维新派人士（如梁启超）东渡日本学习西方新知。他们将大量日本创制的汉字新词（如“经济”、“社会”、“哲学”、“革命”等）带回中国。“金融”一词便是在这个时期作为日语借词传入中国。1915年出版的《辞源》收录了“金融”一词，解释为：“今谓金钱之流通曰金融，旧称银根。各种银行、票号、钱庄曰金融机构。”这个定义清晰地表明，当时“金融”一词已完全指代现代银行业务和货币流通市场。

不过，现代金融不简单是借钱还钱，不仅仅是资金融通。若仅从资金融通角度来理解金融，就只是关涉钱庄、银行，而把资本市场、投资银行、创投体系这些事关金融下半场的故事都抛诸脑后了。回望新中国成立70余年、改革开放40余年的实践，金融在推动储蓄-投资转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方面功不可没。但基于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我们在强调金融作用的时候，往往将目光局限于资金融通，以为这就是故事的全部；即便我们的资本市场发展也有30多年，但也通常将其视作银行的延伸，只是另一个融资市场而已，似乎并没有改变“金融即资金融通”这个大判断。

上述认知，显然未能全面地理解金融。金融有很多功能，除了资金融通外，风险识别、风险定价与风险配置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而就应对风险而言，资本市场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资本市场具有分散风险、共享收益的天然优势，契合创新企业发展风险高、不确定性强的特征，是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主战场。

强大的金融往往离不开强大的资本市场。从英国的伦巴第街到美国华尔街，不仅映射出国际金融中心的转移，也揭示了金融重心从货币市场向资本市场的转向。伦巴第街是英格兰金融中心所在地。当时的伦巴第街被认为是世界性的货币市场，任何国家都可以以一定的价格从那里借钱。伦巴第街后来成为伦敦金融市场的代称。而华尔街的崛起，很快夺去伦巴第街的光辉。伦巴第街是货币市场，华尔街是资本市场；从货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转移，反映出现代金融发展的新方向。历史上看，股份公司与股票交易发源于欧洲，却兴起于美国，其关键的转折点是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泡沫以及法国“密西西比公司”股票泡沫的破灭。法国股市崩溃了，而英国则通过《泡沫法案》，使任何新公司几乎都不能向公众发行股票，英国股市从此沉寂，这个局面一直到1856年议会通过《股份有限公司法案》才结束。格林斯潘认为，在应对南海公司泡沫的过程中，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导致的后果实际上比金融恐慌本身造成的后果更严重，这已经成为经济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也因为如此，欧洲就把股市发展的大好机会留给了后来的美国，以至于到英国1856年重启股市时，美国资本市场已经远远走在前面。当然，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不简单是因为“运气”（或英法的“政策失误”），更在于其不断的创新。特别是硅谷与华尔街的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创投体系，丰富了企业发展的资本支持，让创业创新风险分散在千千万万投资者之中，支撑了美国科技的强大，为美国成为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基础。资本市场的重要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基于以上，如果讨论金融还只是停留在资金融通这个“上半场”，就没有全面准确地理解金融，更没有办法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强大的资本市场是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金融发展的主要短板和弱项，也是未来金融强国需要着力的方向。

三、 金融的时间维度

金融永远和跨期决策、未来不确定性和主观预期相关。换句话说，金融的时间维度，是理解金融最为重要的方面。而唯有认识到金融的时间维度，也才能把握金融在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推动科技创新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科技创新与生俱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金融（制度）来应对。

金融是应对时间的技术；金融把时间（及其背后所蕴含的风险）变成可交易和管理的对象。以下分别从利息、资本价值和科技金融这几个维度来展开分析。

利息与时间。利息是时间的价格，是对“耐心”的补偿。通过定期收取利息，金融合约给时间定价，将存在的时间流动降级成了现金流。事实上，威尼斯的永续债券跨越了上帝的时间，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持续过程。投资者不可避免地通过支付利息的时间间隔来衡量时间的流逝。借贷合同在时间维度上把资本分成几部分的这种做法，改变了人们体验世界的方式。金钱和时间之间的联系已被现代学者视为一场思想革命，它和与之相伴的商业实践中的革命同样重要。

资本价值与未来（预期）。在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未来和预期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在他们的体系中，金融也没那么重要。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金融重要性的凸显，未来和预期变得重要起来。针对此前的大多学者认为资本价值是过去收益的静态总和，费雪强调，“如果没有任何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或者至少对其有所预期，那么就不可能有资本价值。与预期收入无关的资本价值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费雪的分析中，“财产”也转向了未来。不像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那样，将财产视为所有者的物质财富的契约权利，费雪将财产定义为“未来财富服务的机会”。财产总是一种有机会获得未来利益的权利。”诺贝尔奖得主莫里斯·阿莱描述了费雪见解的重要性：费雪“史无前例且清楚地看到，现在的经济只不过是未来的资本化，因此经济前景只是对未来预期的综合预测”。这种面向未来的定位源于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而它已成为现代金融的主导力量。 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决定了是否具备现代金融思维。传统理论认为，资本价值取决于过去业绩，即现在是历史累积的结果。现代金融则强调，资本价值是未来收入的折现，它取决于未来预期而不是过去业绩。现代金融学的革命，就是突破传统思维，从“未来”看“现在”，贴现因子是把未来拉回当下的“转换器”。

金融与科技创新。金融的时间维度进一步揭示了金融体系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内在耦合。对于科技创新而言，首要难题在于如何应对高不确定性与高风险，如何跨越“死亡之谷”；而对于金融体系而言，其最基本且核心的功能正是风险识别、风险定价与风险配置。因而，创新活动中固有的风险与不确定性，需要通过相应的金融制度安排予以缓释与分担。换言之，正是这些指向未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将金融与科技创新天然地连接在一起，并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这样的认知，金融支持科创就需要着眼于未来而不是过去。若坚持从历史数据或“曾经拥有”的视角评价科创企业，融资门槛自然会变得苛刻：银行偏好足额抵押；资本市场常以营业收入、利润指标以及行业平均市值或平均PE 等作为准入或定价依据。然而，对那些真正颠覆性创新的科技企业而言，往往既无历史业绩，也无可比参照，其价值更多体现在“尚未兑现的未来”。因此，需要显著提升对科创企业评价标准的包容度，把“未来导向”制度化。几页 PPT 的“轻资产”获得融资，不应被当作笑话，而应被理解为科技金融的新常态——其逻辑是基于未来预期和里程碑式验证，而非历史业绩的积累。如亚马逊上市多年后才实现盈利；早期的特斯拉在量产与盈利前就获得大量股权资本支持；OpenAI、DeepMind 等在商业模式尚未完全清晰时即获得长期资金配置。总之，只有把时间维度纳入评价核心，基于预期、面向未来，用耐心资本与容错机制匹配高不确定性，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才能真正落地。

利息与时间、资本价值与未来、金融与科创，这些都突出体现了金融的时间维度。所谓“金融思维”，可以从多方面理解；在我看来，其核心在于把握好金融的时间维度——即金融是面向未来的，是拥抱（和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因而某种程度上，也是天然地拥抱创新的。如果说透过千年金融史，我们发现金融在被人类驯化——即通过加强规制、监管和治理来减少金融的破坏性，那么同时要看到，金融也在将人类驯化——不断发展完善的金融技术和金融体系通过有效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塑造了人类的金融思维，进而改变了人类的时间观、风险观和创新观。

四、“金融炼金术”

 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炼金术兼具神秘主义与实验性质，对近代科学发展有所帮助，但“点金术”近乎骗术，从未成功过；“金融炼金术”的提法因此也带有贬义。但我更希望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金融炼金术”：金融的“神奇”并非欺诳，而是信用机制让“无中生有”成为可能——不是凭空造物，而是通过信用创造动员资源，发挥金融以虚拟符号撬动实际资源的魔力。

约翰·罗曾敏锐指出，信用之所以具有这样奇妙的作用，是因为：“只是货币充裕，就能导致繁荣；只是信用设施，就能供给充裕的货币，给经济界以最初的冲击；依靠这种冲击，就能为法国创造大量财富。” 约翰·罗称得上是信用创造论的重要先驱。

熊彼特则进一步把这一逻辑系统化：信贷在本质上乃是为了授予企业家以购买力而进行的对购买力的创造，但并不单纯是现有的购买力的转移。在原则上，购买力的创造标志着在私有财产及劳动分工制度下实现发展的方法。凭借着信贷，企业家在对社会商品源流还不具备正式的要求权之前，就取得参与社会商品源流的活动的机会。可以说，信贷暂时以一种虚拟的要求权来替代了这种要求权本身。在这种意义上的提供信贷，有如一道命令要求经济体系去适应企业家的目的；也有如一道命令要求提供商品去满足企业家的需要：这意味着把生产要素托付给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完全均衡状态的简单循环流转中出现经济的发展。这种功能构成了现代信贷结构的基石。熊彼特不仅仅强调信用创造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打破均衡状态的所谓“经济发展”，是由创新所带来，因此，熊彼特很早就意识到金融（信用）之于创新的重要意义。

谈到货币、信用、金融的能动性（神秘性），不得不提到凯恩斯。在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看来，凯恩斯最重大的革新是重新定义了经济现实。凯恩斯眼中的经济现实是符号（symbols）即货币和信用，而不是物质世界的现实与“事物”（things）即商品、服务和劳动。对重商主义来说，货币也实施控制，然而是政治控制而不是经济控制。凯恩斯则是假设货币和信用为执行全部经济控制的第一人。从哲学角度，凯恩斯成了一个极端的唯名论者（nominalist）。德鲁克推测，这或许跟凯恩斯与维特根施坦曾经同在剑桥且有交集（和交往）有关。 在现代货币—银行体系中，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以国家信用与银行信用为支点，实现从符号经济（货币与信用）向实体经济（商品与服务）的可持续转换，这才是“金融炼金术”或“无中生有”的真正含义，并很好地诠释了金融的虚和实。

金融炼金术最鲜明的体现，是国家信用在推动一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国家信用是现代化融资的“底层担保”和“定价锚”（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的公债制度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它通过影响资金可得性、资金成本、期限结构与工具创新，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以及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为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公共服务等现代化目标提供资金支持。国家信用作为国家与社会、市场、国际体系之间的“信任桥梁”，发挥着基础性与枢纽性作用。不仅如此，在让经济走出困境以及应对危机过程中，国家信用更称得上是最大的法宝。所谓“信心比黄金重要”，这个信心从何而来？由国家信用而来——无论是最后贷款人还是最后做市商，无论是政府债务扩张还是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都要依赖国家信用。经济越是面临困境，越是能够感受到信用的力量以及所谓“金融炼金术”的魔力。

当然，“金融炼金术”并非真的能够无中生有。信用之能发挥作用在于人们相信它。《伦巴第街》的作者白芝浩强调： 一个把英格兰银行作为其枢纽基础的庞大信用体系业已存在，……英国人，还有外国人，都对这个信用体系深信不疑。一切都建立在依靠经验和时间来形成的本能性的信任之上。如果一场灾难废除了英格兰银行，那么需要几代人才能够树立对任何其他信用体系的信任。信用是一种力量，只能发展壮大，但不可能人为地构建。 对于信用的重要性，早在两千五百年前，《论语》中就有相关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中，信任居于根本地位；这一尊崇信用的中国传统思想，至今仍被西方学者与银行家频频引述。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进一步指出了信任背后的复杂机制：金钱就是一种相互信任的系统，而且还不是随随便便的某种系统：金钱正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在这种信任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而长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网络。

可见，金融“无中生有”中的“无”，并不是空无，而是肉眼不可见的“政府信用—社会信任网络”。中央银行的法偿地位、财政的税基与偿付能力、契约的法律效力等，共同构成了信用的基石。因此，银行“贷款创造存款”、政府“发行债券—货币”的能力都建立在信任之上；没有可信的预算约束与透明制度，没有相应的问责与法治，“金融炼金术”只会导致通胀与危机。正是从这个角度，可以说，金融的本质在信用，信用的保障在制度。这也是金融能够“无中生有”进而成为“炼金术”的基本逻辑。

 本文为《金融启蒙与金融强国》一书的引言（张晓晶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