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1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把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同时强调，“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十四五”的重要起步阶段，如何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成为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居民幸福指数排名虽然逐年提升，但仍处于世界主要国家中的较低水平。联合国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共同编制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显示，2012－2017 年中国的居民幸福指数排名分别位列全球的第 112、93、91、84、83 和 79 位。从国内来看，中国居民幸福感呈 持续上升态势，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显示，2013 年、2015 年和 2017 年中国幸福家庭的比例分别为 56.7%、60.79%和 69.45%。

哪些因素会影响农民的幸福感？分析这一问题有助于拓展幸福感的相关实证研究，并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回溯幸福感的理论研究，早期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哲 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经济学家对幸福感的关注最早始于“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1974）。 进入 21 世纪，随着各国逐渐将国民幸福感视为一项衡量政府工作的重要指标，“幸福经济学”这一 研究领域应运而生，经济学家们广泛结合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幸福感开展研究，并促成了幸福经济学的学科交叉性、多层次性等特点。研究方向主要侧重于对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探讨上，具体包括：货币因素方面，诸如收入、消费等（Easterlin et al.，2010）；个人特征方面，诸如年龄、性别等（王艳萍，2017）；家庭决策方面，诸如投资决策、创业决策等（Benz and Frey，2008；尹志超等，2019）；人际关系方面，诸如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网等（Wood，1996）；宗教信仰方面，诸如佛教、基督教等（Childs，2010）；社会发展方面，诸如收入不平等、失业率等（Oishi et al.， 2011）；政策制度方面，诸如民主制度、福利制度等（Ono and Lee，2013）；自然环境方面，诸如气候、环境可持续性等（杨继东、章逸然，2014）。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愈加强烈，如何提升国民幸福感成为中国政府和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议题。尽管已有诸多研究对中国的国民幸福感问题展开了探索和分 析，但大都停留于个体或家庭等内部因素层面（周烁等，2020；刘生龙等，2020；程名望、华汉阳，2020），也有少部分学者基于户籍改革（成前等，2017）、空气污染（杨继东、章逸然，2014）等外 部因素对幸福感问题展开研究，但却忽视了金融发展这一重要外部因素对幸福感的潜在影响。在过去十年中，中国金融科技迅猛发展，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底层技术正不断重构着金融业的服务边界和生态格局，已然成为未来金融发展的关键变量。随着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耦合，金融科技在赋能实体经济、助力普惠金融、实现乡村振兴等方面大有可为（黄益平、陶坤玉，2019），这无疑会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改变，从而对居民的家庭幸福感产生影响。由此，本文在前述研究基础上，基于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尝试对金融科技发展能否提高农村家庭幸福感这一问题展开研究。

文章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研究视角新颖。已有文献对中国居民幸福感问题的分析大都集中于幸福感的内部影响因素层面，基于宏观视角的研究较少，并且忽视了金融发展这一重要外部因素对幸 福感的潜在影响。本文拓宽了幸福感影响因素问题的研究范畴，以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为切入点，是对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第二，政策含义丰富。一方面，科技赋能是未来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另一 方面，如何提升国民幸福感已成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本文基于幸福经济学的视角，在金融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对于乡村振兴工作的高质量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数据更为精确。已有文献多基于省级数据开展分析，而本文将地级市层面的金融科技变量与家庭层面的幸福感等微观数据进行匹配，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省级数据的模糊性与局限性，有助于深刻分析金融科技发展促进农村家庭幸福感提升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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