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钱荒”与东方的纸币

（一）李约瑟之谜

在其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疑问：在公元1至15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欧洲，但当欧洲在16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之时，为什么中国的科学却停滞了呢？延伸到经济领域，李约瑟之谜就变成：为什么16世纪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西方，而在16世纪后却衰落了呢？

李约瑟之谜在学术界引发了巨大的研究兴趣，相关讨论大体可以分为：政治体制说，中国的大一统集权政府压制了民间商业和创新活力，而欧洲分散的封建君王很难阻挠商业资本的崛起；经济模式说，富饶的长江黄河流域养育了大量人口，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不需要替代劳动力的机器设备，而人少地多的欧洲则迫切需要工业化带来的资本积累；文化哲学说，中国古代哲学缺乏形式逻辑，儒家文化不鼓励冒险和挑战权威……此外还有气候地理说等不一而足。

以上各种解说皆有合理之处，但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古代中国的体制环境在16世纪前后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为什么同样的政经文化体制、气候地理环境在16世纪前造就了繁荣，而在16世纪后却以至于衰败呢？

（二）古代中国的“钱荒”

殷商之后，在距今三千年前的西周，古代中国的货币体制就从原始的私人货币过渡到了政府货币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以铜为材质，铸造自己的货币，如楚国的布币，齐国的刀币。秦灭六国后，奉黄金为上币，统一铸造外圆内方的铜币——半两钱，这成为此后几千年中国铸币的样式。

秦之后直至南宋灭亡的近1500年间，除了三国和五代十国这一百多年的混乱之外，多数时候都是集权、稳定、便于经济发展的朝代。尤其是长达九百多年的汉、唐、宋，更是达到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巅峰。

然而，经济发展离不开“钱”（货币和信用）。在没有现代银行体系的古代中国，信用不发达，而货币又掣肘于币材的匮乏：那时的中国不产黄金，铸币所需要的铜矿又常常不敷使用。所以，“钱荒”就成为困扰历朝历代皇帝的大问题。

解决“钱荒”的办法之一就是允许私人铸币。在汉高祖到汉景帝的50多年间，皇帝们信奉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老子学说，既不干预经济，连铸币也懒得去弄，所以全是私人铸币。汉武帝平息吴王叛乱后，铜矿收归官府，私人铸币被禁止，还搞了一场“算缗”“告缗”剥夺富商中产的运动。唐朝的“钱荒”问题更为严重。唐玄宗时期，宰相张九龄曾经建议放开私人铸币，但玄宗没有同意。不过，在整个唐代，一直默许私人铸币，政府只是在私人铸币的质量实在太差、乃至看不过去时才予以干预。

解决“钱荒”的办法之二就是节约用钱。首先是不再用货币纳税。按理说，货币纳税既可以推广货币使用，从而降低民间商业的交易成本，也可以极大的便利政府。因为实物纳税可能会导致政府自民间所纳之物非政府当时所需，而且，货币纳税还可以将纳税范围延伸到商品之外的人头税、收入税，从而扩大税源。但是，货币纳税造成了更严重的“钱荒”。公元780年唐德宗时期，颁布了用货币纳税的“两税法”，这就立即造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在短短40年间，一斗米的价格从200文跌到40文。“两税法”遂被迫取消。其次是禁止民间囤积货币。唐朝后期颁布了“禁蓄钱”政策，规定民间持有的货币必须在一定时间内花掉，不得囤积，否则就没收定罪。

解决“钱荒”的办法之三就是降低铸币成色（含铜量）。这个办法实际上是政府货币时代屡试不爽、用以抽取“铸币税”的法子。一般情况下，降低铸币成色还有所收敛，但到了财政紧张时期（如战乱），政府就无所顾忌了，如南北朝时期“形式薄小、轮廓不成就”的官方铸币。官方掺假，民间就替之以更加掺假的私人铸币，这些铸币“薄甚榆荚”乃至能够漂浮在水上。劣币必然驱逐良币，所以，最终官府的货币就连同铸币税都在市井中消失了。

（三）东方的纸币

中国的“四大发明”脍炙人口，但不准确。准确地说，应该是“五大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和纸币。纸币的发明当然离不开造纸和印刷术。公元105年东汉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方法，使得纸张进入全面实用的阶段。印刷术始于东晋时期（公元317-420年），在唐朝发展为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宋代的毕昇又将之升级为更加便利的活字印刷术。

宋朝是一个商品经济较汉唐更为繁荣的朝代，当然，“钱荒”更加严重。北宋的四川是铁钱流通的地区，由于铁的价值远低于铜，同样的购物，所需携带的铁钱就更加沉重。于是，民间发明了可以兑现铁钱的纸币。在审理了几件民间纸币无法兑现铁钱的官司后，官府发现了纸币的好处。公元1023年，北宋在四川设立益州交子务，专门印制纸币“交子”。交子原先仅在四川使用，后逐步扩大到全国。南宋时期又改称为“会子”，由户部（即财政部）专管。

既然货币发行是由户部掌管，那么，发行多少就看财政的需要了。于是，纸币的发明虽然立马解决了“钱荒”问题，但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滥发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北宋发行交子的早期，规定每三年发一次（称作“一界”），以新交子收回老交子。后来遇到财政困难（如王安石变法致使经济凋敝时期），加上与金的战争，官府发了新交子也不收回老交子。南宋时期也是如此，为了应对战争需要，大肆发行会子。当然，官府偶尔也会表示对通胀问题的关心，告诉民间将会用金银收购纸币，这种类似于现在央行正回购的做法被称作“称提”。但是，从来都是“称提无策”，直到丞相陆秀夫背着最后一任小皇帝在崖山跳海。

短命的元朝继承并且发扬光大了宋朝的纸币制度。元朝规定：第一，禁止金银流通；第二，户部专管，以金银为本，发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第三，一切赋税都可以用纸币缴纳。明朝建立后不久，即于公元1374年设立宝钞提举司，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同时禁止金银流通。1375年，宝钞1贯相当于1000文的铜钱，但随后很快贬值，至1432年（第二年郑和七下西洋归来）1贯宝钞只能换5文铜钱。由于纸币的滥发，民间开始拒绝使用。正好从此时起，海外的白银开始涌入，民间喜欢，官府也顺水推舟，明朝转向了事实上的白银本位。

纸币制度在宋朝维持了200多年，在短命的元朝也有几十年时间，而在长达270多年的明朝，开国仅60多年就无法稳定币值，这当然与财政开支有关。除了诸如征服安南（越南）的战争开支外，耗资巨大的郑和七下西洋（公元1405-1433年）恰恰发生于大明宝钞急速贬值时期。

按理说，七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应该带来贸易和经济繁荣，然后自然是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明成祖朱棣只想着让郑和去宣扬皇帝的威德（有一说法是让郑和去寻找被他赶下台的建文帝），并非去搞贸易，因为明朝本来就一直实行严格的禁海政策。在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情况下，除了花巨资造船之外，还要给亚非拉的小伙伴们准备各种礼物，以至于明朝财政“支费浩繁，库藏为虚”。后世看来，在禁海政策之下，看起来云帆蔽日的皇家舰队实则是孤帆远影，后面并无跟随的民间商船。

郑和下西洋不仅导致了明朝纸币制度瓦解，而且，还间接地资助了西欧的大航海和后来在全球的称霸。欧洲学者也承认，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转变，就不会有西欧列强的崛起。试想，如果中国人一直用自己的纸币，后来西欧人辛辛苦苦从美洲弄来的白银怎么会有人要呢？ 

中篇：大航海与西方的金融革命 

（一）中世纪晚期的“钱荒”与大航海

在距今约三千年前的希腊城邦，大体与中国同步，原始私人货币也过渡到了政府铸币。与中国不同的是，欧洲大多数时期都是分裂的城邦小国。疆域广大的罗马帝国只维持了四百年，就在公元395年分裂为西罗马和东罗马。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剩下东罗马在如今土耳其、中东一带苟延残喘了近千年。所以，古代欧洲多数时期没有统一铸币。繁杂的货币倒是给钱币兑换商带来很多生意，这为后来的银行业发展埋下了伏笔。

公元5世纪到15世纪被称作欧洲的黑暗“中世纪”。中世纪是天主教极度压制人性、思想和文化的千年，经济上盛行的则是封建庄园经济，庄园主奴役农奴，商业完全凋敝。所以，马克思曾评价道，货币在中世纪的欧洲是完全没有地位的。

到了13-14世纪的中世纪晚期，在封建庄园经济之外，诞生了大批独立于封建领主的自治城市。这些由商人统治的城市颁布了要求人身自由、土地自由、财政和贸易自由的城市宪章，组成城市同盟（如著名的汉萨同盟），对抗封建领主。特别是在13世纪末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民族国家相继诞生。在文艺复兴的感召下，封建领主和宗教势力被极大削弱。欧洲的商业再次步入繁荣，甚至被称作“商业革命”。

商业革命唤醒了在东方沉睡了四百年的幽灵——“钱荒”。“钱荒”实际上在罗马帝国兴盛的时候就有，因为那时在与更为强大的汉朝通商时，罗马帝国都是逆差。但中世纪晚期的“钱荒”严重得多，根据后来一个西班牙殖民者的形容：“我们西班牙人都受着一种心病的折磨，这种病只有黄金才能治愈。”刚开始，应对“钱荒”靠的是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奥地利法官在1684年的重商主义宣言中总结了9项国家政策，核心就是尽可能减少进口以节约金银和尽可能出口以获得金银。

那么，西方为什么没有用纸币来应对“钱荒”呢？李约瑟指出，直到中世纪晚期，西方依然没有学会中国的三项技术：隔水舱、煤的使用和纸币。虽然造纸和印刷术已经普及，并推动了文艺复兴，但是，西方缺乏大范围使用纸币的基本条件：统一的政府和财政。一个有趣的联想是，如今财政不统一的欧元区还能支撑多久？

真正解决“钱荒”问题的是大航海。大航海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绕开被奥斯曼帝国隔断的陆路贸易路线，去据说遍地金银的东方寻找金银——殊不知，当时的东方有的只是纸。大航海兴起于15世纪相互竞争的两个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1487年葡萄牙国王资助的迪亚士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发现了印度洋航线。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女王给中国皇帝和印度土财主的国书向西出发，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此，历史开始翻篇。

（二）大航海后的金融革命

大航海找到了巨量的美洲金银，在欧洲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先是发生了“价格革命”，后又是“利率革命”。名义利率和真实利率普遍下降，高利贷被逐出历史舞台，商业和制造业的融资成本大幅度降低，这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更为重要的是“金融革命”，这场革命奠定了现代财政金融体制的基础。

金融革命的第一项便是公司制和资本市场的建立，这极大便利了企业融资。海外贸易是一项投资巨大、风险巨大的事业，单个商人、甚至如葡萄牙、西班牙的国王都负担不起。于是就有了合伙制。合伙制中原始出资人的资金后来演化为了股票，新加入的资金后来演化为了债券，合伙制就变成了股份公司。股票和债券需要有发行交易的场所，于是，1650年荷兰阿姆斯特丹诞生了世界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以后，股份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在西欧、尤其是英国遍地开花。当时的股市是如此受人欢迎，以至于在1720年发生了两次著名的股票泡沫危机（英国的南海危机、法国的密西西比危机）。

金融革命的第二项是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形成，这就使得信用可以被凭空创造出来。“银行”（bank）一词源自意大利语中的banca，指的就是钱币兑换商门口的板凳。在繁荣的商业贸易中，钱币兑换商先是用汇票取代金银铸币作为商人的支付工具，规模做大后开始发行替代金银流通的银行券。银行与银行间的清算又促成了公有银行的建立，公有银行逐渐垄断了银行券的发行，1668年瑞典银行被看作是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早期的银行券对应着100%的金银铸币存款，以后银行发现没有存款照样也可以贷款。据估计，在18世纪早期的英国，银行券的规模是1500万英镑，而金银铸币只有1200万英镑，多出来的300万英镑就是银行体系凭空创造的信用。

金融革命的第三项是国债发行和政府信用的建立。以往欧洲的君王、如法国皇帝是没有信用的，因为经常借钱不还。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财政纳税和支出的权力从国王转移给了议会，支出开始受到议会财政预算的约束。同时，原先各个政府机构的五花八门的借款，如海军券、陆军券等，都被统一为政府公债。从此，国债取代了土地，成为最为安全的资产，这又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古代乃至今日的中国人还是将土地和其上的房产当作安全资产）。打仗就是打钱，国债市场的发展让英国很容易筹集到战争费用。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国债是英国的秘密武器，这使得人口只有法国1/3的英国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败法国。

（三）金融革命后的工业革命

金融革命后不久，1760年英国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器取代人工的革命，其标志性技术是1765年的珍妮纺织机、1768年的水力纺纱机和1769年的瓦特蒸汽机。到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欧洲又开启了以机器生产机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标志性技术如炼钢、铁路、发电机、电话等。西方已经将东方远远甩在了后面。

然而，如果观察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的那些技术，实际上都是源自中国。例如，根据李约瑟的考据，用水力驱动的石碾、水排和用风力驱动的风扇车等，西方落后于中国的时间在900到1100年之间；不输于珍妮纺织机的缫丝机早在11世纪中国就已经有了，西方落后600年。

那么，为什么技术一直落后的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东方此前不能利用技术优势、此后也不能效仿一下呢？问题的后半段在下篇中分析，现在看问题的前半段。工业革命之所以在技术落后的西欧发生，就是因为金融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私人部门的信用创造活动，而信用是资本积累的前提和基础。

1883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这一年马克思去世，熊彼特和凯恩斯出生。大概是因为兴趣太过于广泛的缘故，凯恩斯直到年过半百才完成了著名的《通论》，而熊彼特不到30岁就出版了奠定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发展理论》。在那本书中，熊彼特说道，经济发展的根本是靠创新，创新靠的是企业家；发明当然靠的是科技人员，但发明不是创新，不被实际应用的发明都属无用之物（例如中国古代的很多发明）；发明变成创新需要通过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不是靠节衣缩食的储蓄（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怎么说），而是靠信用，信用创造又靠银行（实际上还有资本市场）；虽然企业家和政治家具有许多类似的特质（如雄心勃勃），但政治家需要费尽心思忽悠一大帮人，而企业家只需要说服一个人——银行家。

在最早工业化的英国，除了血淋淋的原始资本积累之外，资本市场而不是银行成为信用创造、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西欧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发现，当资本市场为铁路而狂热时，英国的银行家们却令人惊奇地袖手旁观。这被认为是“有钱人都想守住既得利益，而任何变革都有风险，都令人烦心。只有那些想获得地位的新人才深知变化就是机会。”

但是，在欧洲大陆的德国，资本的积累既不是靠原始资本积累，也不是靠资本市场。在《发展经济学》一书中，波金斯等人写道：“在欧洲，答案很明确是否定的……例如德国，当开始现代经济增长时，原始资本的积累几乎是空白。然而德国却有着能够创造资金的银行体系，这些资金在创造出来之后，借给了实业家。”

有经济学家总结道，落后国家要想快速赶超先进国家，需要率先发展银行业而不是资本市场。事实上，同当年的德国一样，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之所以仅用四十年时间就完成其他发达国家两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靠的就是“企业家+银行家”模式。这属于题外话了。无论如何，当西方展开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商业革命、价格利率、利率革命、金融革命、工业革命的时候，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东方在做什么呢？ 

下篇：白银本位与明亡清衰 

（一）白银本位与明朝灭亡

公元1581年，明朝宰相张居正颁布了“一条鞭法”，规定一切赋税和徭役皆用白银缴纳。从此，中国正式进入白银本位。白银本位实际上是银铜复本位，官方铸造的铜币主要在小额零散交易中使用，大额、进出口和境内跨地区交易使用的是白银。不过，明朝并没有统一铸造银币，而是任由海外铸造的银币和大大小小、需要称重的银块在市面流通。所以，白银本位实则是放弃了货币主权，是殷商以后2500年的货币制度大倒退。

刚开始，明朝的白银主要来自日本等周边小国。西欧大航海之后，美洲（主要是墨西哥）的白银成为最主要来源。由于西欧控制了非洲、美洲和后来的印度，明朝的中国就被纳入到一个以西欧为中心的全球金融贸易网络：西欧国家将非洲的奴隶运到美洲开采金银矿，又将美洲的白银输出到中国，换取中国茶叶、丝绸、陶器等传统农业手工业产品；再往后的清朝时期，英国将印度统一为一个殖民地国家，印度的鸦片即变成换取中国商品的手段。

对白银的依赖意味着明朝政府放弃了自秦以来就拥有的货币控制权，而任由外部输入的白银主宰着经济运行乃至王朝更替。以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到亚洲的白银为例（下图），从1602到1629年，每十年输入量从7吨纯银上升到13吨纯银，但1630年开始突然下降至9吨。明末白银输入的减少造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据说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前几个月，秀才蒋臣向明朝最后一任崇祯皇帝建议行钞（发行纸币），但为时已晚。1644年，崇祯皇帝在景山的一颗歪脖子树自缢。

（二）白银危机与清朝衰落

历史就是很吊诡。清开朝之后，白银输入又突然增加。正是在1660-1795年白银输入的高峰时期，清朝历经了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1793年，英国女皇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名义上是去恭贺乾隆皇帝80大寿，实际上是希望与清朝通商。在后来结集成册的《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中，描述了盛世之下清朝的真实景象：“他们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正经的厕所……他们仅具有非常有限的天文和数学知识……”当然，还有更恶心和更糟糕的描述，这里就不用展开了。所以，尽管清朝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但还珠格格之类的清宫剧不看也罢。

1816年，英国又派了一位大使阿美士德去拜见清嘉庆皇帝。经过几个月海上航行，再经过自广州到北京的陆路水路，阿美士德终于折腾到了紫禁城脚下，但却因为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没见到皇帝：清朝官员要求拜见皇帝必须磕头，古板的阿美士德死活不肯。1817年，懊恼的阿美士德在返回英国途中，顺便拜访了被关押在圣海伦岛上的拿破仑。阿美士德请教拿破仑，可否用战争手段打开中国的大门？拿破仑回答道：英国也许会成功，但中国是一头睡着的狮子，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惊全球。这就是著名的“睡狮醒狮”论。

实际上，在阿美士德出使清朝的时候，帝国正在经历又一场白银危机（上图）。在1811至1830年清嘉庆和道光年间，美洲爆发了一场赶走西班牙殖民者的独立运动，而产银的墨西哥是这场运动的中心。拉美独立运动直接导致世界白银产量的急剧下滑，由于当时西欧已经转向了金本位，所以，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清朝：白银减少致出口下降、鸦片输入至进口增加、贸易逆差扩大……最终的结果就是“银贵钱贱”。

我们已经知道，白银本位实际上是银铜复本位。老百姓的收入，如农民卖粮的收入，都是铜钱，但交税是以白银。原先卖粮食得到1000文铜钱可以缴纳1两白银的税，但是，当白银价格不断上涨，甚至1两白银涨到相当于2000文铜钱时，就得卖双倍的粮食才能缴纳1两白银的税，老百姓于是陷入赤贫。不光老百姓，官员和士兵也是苦不堪言，因为朝廷发的薪俸按白银计算，然后以银钱兑换的固定比价发放铜钱。比如说，一个骑兵一个月的薪俸为2两白银，在白银涨价前，当发2000文铜钱。但是，到白银的市价涨到每两2000文时，朝廷依然按照1:1000的固定比价发2000文的铜钱，薪俸实际就降到了1两白银。薪俸大幅度下降进一步刺激了官府腐败，军纪也日趋涣散。

由于对外贸易和跨区域贸易用的都是白银，白银短缺导致整个帝国的内外贸易瘫痪，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此时，昂贵的鸦片逐渐替代了白银在大额贸易中的货币功能。不仅英国人用之换取帝国的茶叶丝绸，而且，在帝国内部，鸦片也成为跨区域贸易的支付工具，以至于鸦片交易从广东一直延伸到了华北、西北和西南的广大区域。帝国的人民既享受着吸食鸦片的快感，又将其用作贸易支付，这是当时中国人均鸦片消费量为英国人三倍的原因。

在白银危机时期，皇上急切地想知道如何稳定摇摇欲坠的局面，帝国对文化思想交流的压制自然松动了。在众多为皇上出主意的人中，有一位叫做王瑬的浙江人。如同当年秀才蒋臣建议崇祯皇帝行钞，王瑬献上三条主意：第一，禁止白银流通；第二，发行纸币，赋税和官员工资都用纸币；第三，增加财政支出，用于兴修水利等工程。现在看来，王瑬的三条主张就是古代版本的MMT（现代货币理论）。所以，MMT一点都不现代。

然而，在轰轰烈烈的拉美独立运动结束后，白银的输入逐步恢复，王瑬的建议因而没有被采纳，解放思想、放开言路的做法也随即逆转（有关晚清这段历史的有趣论述，参见林满红教授的《银线》）。往后就是一系列战争和动荡：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直至帝国覆亡。

（三）李约瑟之谜的金融解释

在《大分流》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兼汉学家彭慕兰比较了18世纪早期中国长三角地区和英国的经济技术状况，发现两地几乎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英国通过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而长三角没有呢？他认为是因为英国有了“新世界”的资源，这些资源帮助英国走出了人多地少的马尔萨斯陷阱。

然而，为什么英国人可以通过大航海找到新世界，而中国不行呢？彭慕兰只研究了故事的下半段、即16世纪后发生的事情。如果推到16世纪前的宋朝，如国外学者评价，“十四世纪的中国离工业化仅一步之遥”。可见，中国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机会窗口少则有数百年，多则有上千年，但最终都成枉然。

要看完整的故事上、下半段，还是得回到李约瑟之谜，这一疑问又可以分为针对故事上半段和下半段的两个部分。

李约瑟之谜的第一个部分是，为什么16世纪前的中国可以如此繁荣，却没有进一步发展工商业，从而早于欧洲进入工业化时代？答案是两个字：纸币。

比较16世纪前汉、唐、宋三代，唐朝一直默许私人铸币，货币制度最为落后，但唐的绝大多数时期都允许工商业自由发展，文化上李白诗中“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日后再没有出现过；汉在汉武帝时期即统一铸币，货币制度优于唐，然则汉武帝末年商品经济凋敝，财政陷入困境，武帝最后不得不颁发《罪己诏》；宋有最为先进的纸币制度，文化上也有媲美于唐诗的宋词，但始终是凄凄惨惨戚戚。

钱穆在《论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中评价了汉唐宋明清五代：“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因为纸币的出现在解决了古代帝王“钱荒”之虞后，使之更有资格压制民间的商业信用。典型案例就是纸币发行后不久、发生于公元1069年的王安石变法。变法前的北宋本来就是官营经济盛行的朝代，这场变法又通过所谓的“均输”、“市易”搞起了类似于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官府垄断了各种物品的生产和销售，民间工商业受到严重挤压，更别谈民间信用活动的扩张了。所以，变法58年后，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

李约瑟之谜的第二个部分是，为什么16世纪后中国原地踏步在农业经济时代，不能效仿西方推动工业化呢？答案也是两个字：白银。

在科幻小说《三体》中，三体世界为了锁定地球的科技水平，将质子送到了地球。以后，地球和整个太阳系又遭遇到降维打击。白银便是西方送到古代中国的质子，然后就是将大一统中国降维打击成半殖民地的侵略战争。

经济学中有一个词汇——“荷兰病”，讲的是上世纪80年代荷兰发现石油的故事。由于石油生产很容易取得收入，荷兰的大量生产资源就转到了石油产业，而制造业日趋衰落。输入到中国的白银也导致了严重的荷兰病。在民间，既然通过茶叶、丝绸这些传统农业手工业产品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海外白银收入，也就丧失了推动产业升级的动力；在官府，既然有充足的白银税收，也就没有必要去解放思想、实施变革。

回顾三千年东西方兴衰金融史，纸币过早地解决了皇上的烦恼，白银又成为让帝国得以昏昏然的麻醉药，能够促进资本积累、激发工业革命的民间信用终究被压制在萌芽状态。至于政府信用，在纸币时代被通货膨胀吞噬，在放弃了货币主权的白银时代更是无从谈起。三千年历史长河，东方曾经在科技、经济上全面领先西方，但就金融而言，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