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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银行业集中度将提高

演讲者: Speaker: 殷剑峰 2019-11-19 2019年11月19日

殷剑峰:刚才张平理事长介绍了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形势,三降局面令人很悲观,我给出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财政稳经济、货币稳债务、改革提效率。我们知道,经济增长有很多渠道,最简单的增长渠道就是GDP增长率=MPK(资本边际产出)×投资率。投资越多,增长越快。投资效率越高,增长越快。

考察中国的资本边际、综合投资率,改革开放以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投资效率很高,投资率也在不断上升。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发现不太好的一个现象,投资效率MPK在持续下降,特别是2013年十八大之后,在MPK不断下降的过程中,投资率也在不断下降,这就导致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

我们研究越来越发现,中国在一些方面和日本很像。我们知道日本从1990年泡沫经济危机之后陷入长期的停滞,所以日本经常是被我们作为一个反面的典型,说中国不能像日本。但是我们现在研究发现中国如果能够像日本那就好了。我们可以看日本的教训:1985年广岛协议后,日本大幅提高了投资率。但是与此同时从1985年之后,日本的MPK不断下降,投资效率下降,投资率上升,投资的是什么东西?房地产。所以1990年泡沫危机之后,日本在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危机,投资率也在不断下降。

MPK下降、投资率的下降,导致的结果就是20多年的长期停滞。但是从2012年中国十八大之后,日本的投资效率MPK在往上提。一个严重人口老龄化的经济体,现在看起来正在好转,有很多研究报告发现,日本在发达经济体中,尽管它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是最高的,但是在发达经济体中,日本似乎是最幸福的一个国家。值得关注的日本的政治组合就是安倍提出的三支箭:扩张的财政政策、适应财政扩张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结构改革。

进一步考察全球主要经济体的MPK,决定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MPK,是投资效率,投资效率高,投资率上升,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投资效率如果不高甚至下降,提高投资率就会很危险,就会出现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危机的状况。这里给出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包括巴西、阿根廷、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除了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有其特殊性之外,MPK持续下降的主要是韩国和中国,尤其是中国,中国的MPK在十八大之前(2013年前)是主要经济体最高的,但是从2013年十八大之后,中国的MPK下降得非常明显,现在已经被印度超越了。如果按照这种速度,中国的MPK已经接近美国的MPK了,美国是一个高速度国家,人均GDP6万美元,中国勉强达到1万(美元),按照这种速度,中国有可能会进入长期停滞。

在MPK不断下降的过程中,中国的杠杆率还在不断上升,负债还在不断上升,在负债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究竟哪个部门的负债值得格外关注?地方政府。随着减费降税,地方政府的收入在不断减少。但是基建投资稳增长依旧靠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负债还在不断上升,另外在我国的非金融的杠杆率中,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是最高的,但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是如何构成的?其中之一就是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所以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值得格外关注。进一步考察十八大以来各省市的投资率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省市的投资率都下降了,除了少数特别是如贵州、宁夏、青海等落后地区投资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与此同时进一步与十八大之前相比较,比较各省市投资效率MPK,我们发现全国30多个省市MPK全部下降,没有一个省市是提高的。在全部下降的过程中,相对来说北上广下降的程度是比较低的,而落后地区(包括云、贵、川)、天津等地MPK,比如天津的MPK只相当于2012年的35%。进一步比较各省市的投资率和MPK,可以看到一个现象,经济越落后的地区,投资率越高,MPK越低。

投资靠什么?投资肯定是靠债务。考察各省市地方政府的债务,这里我们把城投债也算上,会发现一个现象:经济越落后的地方,地方政府杠杆率越高,比比如贵州地方负债就非常高。

再看城投债,为什么要格外关注城投债?因为城投债没有政府的隐含担保,说违约就违约。城投债占比最高的地方是天津、重庆、贵州,大体也是落后的地方的城投债的杠杆也很高。

前面的杠杆我们是用负债比上GDP,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最关键的是他的收入。我们知道地方政府收入四本账:一般性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我们考察一般性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将这两笔账作一个比较,大体结论和前面是一样的,依然是落后的地方杠杆率水平高,比如说云南、青海、贵州,贵州是排名第一位的,天津排名第四。

负债高,如果他能还得起也没问题,那么能不能还得起呢?我们根据各省市债务的水平、发债的利息,统计它未来几年需要偿债的本息与地方政府两本账深入作一个比较,我们发现到明年、后年这种偿债率都上升,尤其是到后年,像有的地方的偿债率能高达50%以上,也就是说当年他要偿还的债务本息相当于地方政府两本账的50%,基本上不可能还得起,而且穷的地方基本上都存在这种现象。所以今年1到9月,地方政府发债速度还在加快,基本上是“我用青春赌明天”。

财政风险如果都是财政的问题也罢了,问题是随着财政部推出“堵后门,开前门”,地方政府发债全部是公开市场发债券的。2008年银行持有的债券规模只有5万亿,到2018年35万亿,翻了近3番,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地方政府债,在35万亿银行负债中地方政府债占将近18万亿。非银行金融机构在2008年的债券持有规模只有不到2万亿,到2018年接近20万亿,增长速度更快,翻了10倍,其中持有规模特别值得关注的是5.69万亿的城投债。所以如果财政还不起钱,买债券的金融部门一定会有风险。而中国的金融机构大多数都是政府控股的,所以金融机构如果出问题,财政还是要兜底,就会出现财政风险到金融风险再到财政风险的恶性循环。

金融行业本身也正在面对问题。我们衡量金融行业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指标——金融业增加值指标GDP。我们知道在中国的金融业增加值一半以上是银行的利润,而我们的金融体系也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通过金融业增加值GDP可以发现,从2016年开始,出现了一个持续下滑的态势。而在此前1990年到2005年,金融业增加值GDP持续下降,那十多年时间里金融行业面临着很多的困难,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广州有深刻的体会。如果历史可以重复,自2016年以来金融业增加值GDP下降的趋势恐怕不是三五年的事情,恐怕是五年十年,这意味着整个蛋糕在逐渐缩小。在蛋糕逐渐缩小的过程中,金融体系的结构一定要调整。怎么调整?

我们对比了中美日德英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可以发现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以银行为主导的体系,存款类机构资产份额占比高达83%,怎么调整?右边这个图给出了当年美国金融机构调整的一个指标,可以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体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特征就是存款类机构(银行)资产占比从80年代的40%持续下降到90年代的20%,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银行业大范围地破产倒闭、兼并重组,这件事情在中国今年可以看到,包商银行和锦州银行两个银行的事件在我们看来只是刚刚开始,银行业的结构也会调整。我们以2010年和2016年的数据为例,可以发现在2010年,大型银行资产份额占比57%,到2016年下降了47%,增长快的主要就是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型金融机构,目前中国有4000多家中小型银行法人机构,这4000多家银行法人机构中,估计有问题的不在少数。未来银行业集中度一定是提高的,提高的方式要不是像包商银行破产清算,要不是像锦州银行兼并重组。所以以银行业为主导的整个金融行业未来日子也不好过,即使未来不会发生极端的情形,中国的杠杆率也会上升。

根据IMF关于我国广义政府杠杆率和基本赤字(即政府赤字中扣除利息支付的部分)的预测,可以看到2019年之后,基本赤字和广义政府的杠杆率都是持续上升的,根据IMF关于中国政府杠杆率和基本赤字的推算可以发现,到2018年,中国扣除通货膨胀率的真实利率是-0.86%,到2019年是-2.45%,假设核心通胀是2%,意味着名义利率应该是0,即如果要维持政府杠杆率,央行应该把名义利率降到0。刚才张平理事长介绍了其他国家的零利率、负利率看起来好像和中国没关系,但是事实上中国按照目前这种状况,零利率与负利率实际上也就是一步之遥,那么未来则有两个选择:其一,继续加杠杆;其二,降息。

今年央行推出了LPR改革。它难以称之为利率市场化的重大突破,因为贷款利率定价的基本MLF利率也是复杂的央行利率体系中的一员。LPR改革另一个意图就是降息,降低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我们发现,2018年以来,无风险利率在持续下降,但是高风险的如评级为A+和A-的公司债利率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去年3月之后,随着中美的爆发,市场风险溢价上升。所以即使降息降低了无风险利率,但是由于风险溢价上升,实体经济的成本依然在这里。总而言之,从公司债的逆差可以看到,这种逆差的扩大反映了整个金融市场在逃离风险。与此同时,相同评级的商业银行、债券和公司债之间的逆差也在扩大。不仅在逃向品质,还在逃离市场。想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靠降息鞭长莫及。

出路何在?

一是财政稳经济。我们国家政府总体杠杆率并不高。主要是两个不平衡: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平衡,中央政府杠杆率很低,地方政府杠杆率很高。二是地区间债务不平衡,越是穷的地方杠杆率越高,出路就是用期限长利率低的国债替换部分地方政府债。因为在财政的三项基本功能中,稳定经济都是百分之百的中央事权,不能够让中央事权下放给地方,事权下放,债务下放。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用中央的债务替代地方的债务,根本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

二是货币稳债务。从人民银行的资产结构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中央银行从来没有以国债来吞吐基础货币的,其原因有很多。未来随着国债替代政府债,央行应该以国债作为吞吐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政府债务:一是可以降低国债的利率。二是央行买的国债,财政是不用还本付息的。难点在于财政和货币当局如何协调。现在两大部门似乎协调是比较困难的。

归根到底,出路何在?归根到底是通过结构改革提高MPK,这就是安倍三支箭中的最后一支。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在1936年提出,“资本边际效率已经崩溃到如此彻底的程度, 以至于利息率下降到现实上可能做到的水平都无济于事”。要改革,怎么改革?日本事实上在1990年泡沫危机之后一直在改革,但是改来改去似乎也没变化。按照美国学者沃格尔(Vogel)在2006年写的一本书,他说“日本的问题不在于它不愿意通过结构改革放弃老的体制,而在于它消灭了老的,似乎依然采取侧面的体制,同时却没有转到一个新体制。”我们知道,日本通过结构改革将这种政府主导的模式给消灭了,但是没有转变到一个新体制。日本经济学家榊原英资书中说,为什么改革困难?“由于政治家和官僚的紧密合作在1993年后会逐渐瓦解,官僚阶层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推动真正的结构改革。”改革很困难,但是由于结构改革是归根到底的出路,未来我们一样要推动改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