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防风险放在更加重要位置

殷剑峰    时间：2017-02-27    来源：中国金融家

进入2017年，我国经济整体稳定运行，实体经济回暖。这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财政政策以及稳健货币政策的正确实施。随着世界各经济体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那么，2017年，我国应如何实施既定经济政策、实现稳健发展？近日，本刊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他表示，今年防风险应当放在经济金融政策施行的重要地位。

【中国金融家】2017年，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欧洲经济增速则有所放缓，日本经济低速增长，刺激政策效果有限，这些都说明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您如何评价今年的世界经济金融形势？

殷剑峰：观察2017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可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转折、分化与动荡。

第一个关键词是“转折”。根据IMF、世界银行和OECD等三大国际组织的预测，世界经济在2016年达到全球危机以来最低增速（3.1%）后，将于2017年触底反弹，增速逐年提高。例如，IMF预测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是3.4%，2018年进一步提高到3.6%。

第二个关键词是“分化”。在总体趋势向上转折之时，世界经济的分化现象也日益突出。这种分化首先表现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将分别由2016年的1.6%和4.1%，提高到2017年的1.9%和4.5%，后者增速在2017年将比前者快2.6个百分点，差距不断拉大。

在发达和发展中两类经济体内部，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美国经济增速从2016年的1.6%预期上调到2017年的2.3%，高于发达经济体2017年1.9%的平均水平；相反，日本和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2017年的增速预期都比2016年要低。作为此次全球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已经率先从危机中走出来；而日本依然处于长期停滞的阴影中，欧元区则还面临南欧国家高失业和政治动荡问题。

相反，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分化现象开始收敛，即从此前的分化加剧演变为“齐头并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的企稳：一方面，中国（当然还有美国）经济企稳使得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回升，依赖于能源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如俄罗斯和巴西）受益良多；另一方面，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政策正在通过投资、贸易带动了沿线欧亚非国家的经济增长。

第三个关键词是“动荡”。动荡首先源于风险，2017年的最大风险有两个：其一，主要经济体的分化将会导致全球资金在区域间重新配置；其二，全球资金在大类金融资产和商品间也会重新配置，从而导致资产价格逆转。这两种配置我们在2016年已经看到，例如资金从滞缓的“老旧发达经济体”（欧洲和日本）、风险高的新兴经济体向美国的回流，从贵金属、固定收益证券向贵金属大宗商品、美国股市的回流。

动荡还来自不确定性。2017年最大的不确定性有两个：第一，特朗普，尤其是其会不会采取逆全球化政策；第二，脱欧。不过，特朗普看起来正在变得越来越“特靠谱”，而且所谓的“逆全球化”被严重夸大了。相比较而言，最大的动荡应该是欧元区局势。

【中国金融家】2017年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多。中国已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真正的火车头。中国GDP相当于中国之后12个新兴经济体的总和，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已经成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扩张投资的关键因素。您如何看待当前国内经济金融形势？

殷剑峰：在全球经济转折分化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内部也在分化。

首先，从供给侧的产业结构看，三产和二产正在分化，各个产业内部好坏分化非常明显。自2012年起，第三产业的增速超过了GDP和第二产业增速，并稳定在8%左右的水平，而第二产业增速持续下滑至2014年底，随后稳定在6%左右的水平。增速的差异使得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远超第二产业，2016年对经济增长贡献率60%，而第二产业贡献率跌到40%以下。

从需求侧看，分化表现在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持续上升，投资（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持续下降，净出口的贡献甚至跌为负值。消费贡献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上升”，换句话说是其他两架马车——投资和净出口下降过快。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速自2013年以来急速下降到个位数，背后因素复杂，最关键的是信心。不过，去年9月份后，民间投资增速触底反弹，然而反弹力度尚弱，我们需要切实呵护这种反弹。

在实体经济有分有合、结构调整之时，一个现象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化。从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看，2015和2016年连续两年保持超过8%。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高企反映的是资金脱实向虚的事实。

不考虑金融部门内部融资，可以看到，非金融部门获得的信用总量（债务融资规模）越来越脱离了广义货币M2，目前已经是M2的1.2倍。与此同时，信贷与M2一直维持着传统的稳定关系。信用总量与广义货币的分化反映了2009年后我国非银行金融的发展和非信贷信用扩张的事实。

金融业的膨胀以及金融内部非银行金融部门的快速发展，固然有各种因素，其中不乏合理因素，但是，其直接结果就是杠杆率的持续上升。与各国情况比较看，我国杠杆率不算高，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显著较高。如果负债集中在那些能够高效利用融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较高的部门，则杠杆率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即使杠杆率不高，但杠杆集中在低效的部门，则经济下滑自不待言，更严重的是风险加大甚至发生危机。

【中国金融家】中国经济稳中求进，增长质量稳步提升。您认为在实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时，首先要做好哪些工作？

殷剑峰：转折中的分化和动荡意味着防风险是经济金融政策的第一要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深化年，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

防控风险需要加快去杠杆。由于国企、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累积是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因此，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型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必要，也是去杠杆的要求。

防控风险需要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除了地方平台、房地产企业和国企的融资饥渴症与软预算约束之外，金融体系中非金融部门的发展和非信贷信用扩张也是混业经营格局下金融机构规避管制、实施金融创新的结果。对于这种局面，应该加快建立以央行牵头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改变分业监管的格局。

在货币财政政策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种思路：其一是增支，即财政支出的规模扩大；其二是减税/费，即降低财政收入，更多地让利于企业和家庭。后者的效率更高，也更符合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求，更符合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根本方向。

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不松不紧”：金融过度膨胀、资产价格上涨过快要求货币政策不能放松，同时，经济复苏动力尚不稳定要求货币政策也不能从紧。此外，由于当前金融体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货币和信用已经分离，这导致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力下降，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完善，可以在宏观审慎框架下更多地关注信用总量。

最后，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早就指出，企业家是创新、创业的主体，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全球经济转折分化之际，哪个国家能够充分发挥本国企业家的积极性，吸引国外企业家来本国创业，哪个国家就将引领即将到来的下一轮全球经济上行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