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应运而生并高速发展的一类新兴事物。从发展动机来看，加密货币基于先进的加密技术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特别是区块链技术），旨在构建一种去中心化、超越传统国家监管框架的全球数字支付与价值转移系统（Nakamoto，2008）。加密货币通常被应用于支付结算、金融投资以及诸多非法金融活动中，其自诞生以来便引起了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李建军和朱烨辰，2017；宋爽和熊爱宗，2022）。随着加密货币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其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也日益凸显，尤其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密货币的普及对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市场稳定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成为当前主流金融治理机构和主要国家关切的重点。其中，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从2018年起便持续跟踪加密货币的市场风险，定期梳理、更新其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的潜在威胁。2022年，FSB还首次针对全球稳定币监管发布了原则文件。二是加密货币的匿名性和跨境性增加了洗钱、恐怖融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对金融监管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实际上，由于基于加密货币的洗钱技术日益复杂，加之各司法管辖区之间缺乏有效协调，导致对相关犯罪活动的监管和打击面临巨大困难。三是鉴于加密货币的发行与流通不受中央银行控制，其价格波动和交易量变化被认为将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效果产生显著影响。尤其是在脸书公司提出Libra计划后，稳定币对宏观政策的挑战受到了七国集团（G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清算银行（BIS）等机构的格外关注，并加强了对其的研究。

为应对上述挑战，近年来以G20为核心平台，FSB、IMF、BIS、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等为支柱机构所形成的全球治理架构（宋爽和熊爱宗，2022），通过深入密切的跟踪研究、发布监管指导原则以及深化国际合作等方式，持续强化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力度。如FATF、FSB和IMF基本上每年都会发布相关研究与指导建议，IOSCO也发布了针对私人货币交易所的监管指南。作为全球范围内对加密货币监管最为严格的国家，我国早在2013年就明确指出，加密货币是一种具有较高风险的虚拟商品，并要求国内相关公司做好风控工作。随后在2017年至2021年间，我国又陆续通过多种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加密货币的监管与新型金融风险的防范，包括关停境内加密货币交易所，全面禁止使用加密货币手段进行融资、炒作和“挖矿”活动等。此外，欧盟也于2023年5月出台了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的加密货币法规——《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条例》（The Markets in Crypto Assets regulation bill，MiCA），以规范加密市场运作、提高监管透明度和遏制非法金融活动。然而，由于加密货币领域的创新持续不断，加之政治因素（行业机构的游说工作加强）、经济因素（美联储近年来的极端货币政策）等多重原因的共同作用，加密货币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普及度进一步提升，给全球金融治理带来的挑战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严峻。尤其是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其推行的强力“去监管”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加密货币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冲击，使这一问题更具复杂性和解决的紧迫性。

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当前加密货币对全球金融治理构成了哪些核心挑战及其具体表现和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调整以及后续研究提供参考。本文根据对已有研究成果以及最新事实证据的分析、整理，将加密货币对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挑战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密货币已形成规模庞大的全球性投资市场，该市场自身具有的高波动性、传染性以及难以被全面监管等特征，导致其成为当下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不稳定因素。二是近年来加密货币被用于规避监管的行为愈发猖獗，尤其是恐怖组织和一些国家行为体的入场，将显著放大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漏洞。三是在本轮美元加息周期中，加密货币的采用率快速提升，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面临货币替代风险，亦对其金融治理能力构成了持续且深远的挑战。针对三重挑战及其背后的原因，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探索构建新的金融治理机构或框架，推动建立全球稳定币监管机制，促进加密货币监管的智能化与精准化，以及加快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研发与合作。

相较于已有研究与实践，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本文从加密货币被用于投资交易、躲避监管以及主权货币的替代选项这三个主要使用动机出发，结合最新的案例与数据，系统提炼了加密货币对全球金融治理的三大核心挑战。这不仅为后续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研究框架，还进一步丰富了加密货币与全球金融治理领域的研究体系。另一方面，传统金融脆弱性理论主要聚焦于银行挤兑、资产价格泡沫和信贷市场失灵等问题，并未充分考虑到加密货币与传统金融体系日益紧密的联系。本文将加密货币的高波动性、难监管与跨境流通等特性融入金融脆弱性理论框架，既揭示了其作为新兴事物对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放大渠道，也拓展了该理论在数字金融背景下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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