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二十大报告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高质量发展则是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报告指出，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事实上，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就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在改革开放前四十年，中国经济抓住经济全球化涨潮的背景，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禀赋的优势，迅速成长为全球生产网络的中枢国家。这一阶段的发展主线，可以概括为“以外促内”、“以开放促改革”。这一时期的两大标志性事件，一是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二是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之间经济发展分化加剧，各国内部收入分配失衡加剧，导致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显著上升，国际经贸摩擦与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升级，经济全球化面临退潮格局。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包括2016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上台、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及2022年俄乌战争打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很多发达国家认识到对全球生产网络尤其是中国这一核心节点的依赖，转而开始追求产业链的周边化、区域化与多边化。

一方面，外部需求变得不稳定与不可靠，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体量已经发展到全球第二位，再靠外需拉动也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在2020年提出要构建以内循环为基础，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顺应内外环境变化的应时之举。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这一表述，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战略将会从“以外促内”转为“为内促外”，从“以开放促改革”转化为“以改革促开放”。

那么，如何实现“以内促外”与“以改革促开放”，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首先，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正如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其次，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众所周知，中国拥有一个超过14亿人、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超大规模市场，然而不容否认的现实是，目前这个市场存在严重分割，各类要素不能在省际、市际、县际之间充分流动。要实现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就必须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中国政府应加快在改革需求迫切、工作基础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群与都市圈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而这一试点将涉及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环境等诸多要素。

再次，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产业进步与产业升级。一方面，考虑到中美摩擦必将长期化、持续化、扩展化的现实，强化国内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就成为当务之急。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另一方面，要强化中国在亚洲产业链以及全球产业链的中枢地位，就必须推动中国产业体系的持续进步与升级。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巩固优势企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

第四，这意味着要继续完善由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国际多边合作新机制。如前所述，当前全球化有所退潮，区域化、集团化趋势有所抬头。中国一方面应继续扮演推动全球化旗手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有积极推动由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国际多边合作新机制的扩展与完善，例如“一带一路”、RCE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发展银行、丝路基金等。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值得关注的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在事实上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二者有机联结了起来，而且有助于促进甘肃、陕西、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等西部省份的基础设施更新与对外开放水平，进而带动这些区域的加速发展。

第五，这意味着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之前，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强调规则，而二十大报告更加强调包括规制、管理、标准等在内的制度型开放，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加快对外开放的态度。制度型开放一方面是指引进来，也即通过不断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落实竞争中心原则，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全球先进规则、规制等接轨，另一方面是指走出去，也即在开展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过程中，推动那些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中国管理、中国标准等走出去。

第六，这意味着要优化中国国内的区域开放布局。中国的对外开放布局历来具有“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特点。未来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可能将加快向西走、向北走。二十大报告指出，“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迄今为止，中国超过一半的省市自治区都拥有自己的自贸区，但这些自贸区的建设方案大多雷同，缺乏与本地资源禀赋相结合、量身定制的双向开放政策与场景。在未来，各地的自贸区应该率先尝试与本地竞争优势、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相匹配的对外开放举措。

第七，这意味着中国要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的基础上，稳健持续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尽管自2009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但从各种指标来看，与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仍存在较大差距。十四五规划与2035远景目标纲要指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二十大报告指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言外之意，就是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质量胜于速度，可持续性胜于短期业绩，要兼顾发展与安全。自2018年以来，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可被概括为“三位一体”，也即大力推动大宗商品交易的人民币计价结算、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在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着力培养针对人民币的真实粘性需求。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则为中国政府加快推动国际能源交易的人民币计价结算、加大向海外投资者提供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的力度、加快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提供了新的机遇。当然，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我们也要注重维护金融安全，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意味着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中国政府依然要秉持渐进可控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