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为5.2%。笔者预计，2023年全年中国GDP同比增速约在5.3%上下。尽管这一增速并不算低，但由于2022年中国GDP增速仅为3.0%，因此2023年的较高增长率是在2022年低基数上取得的，2023年的真实增速其实更低。例如，2022年与2023年中国GDP两年平均增速仅为4.2%，这显著低于经济潜在增速，存在明显的负向产出缺口。

从三驾马车的表现来看，2023年消费表现更好，但依然低于疫情前水平，相比之下，投资与出口增长更加乏力。2023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达到6.8%，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仅为3.1%，出口同比增速仅为0.6%。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是明显的拖累项，2023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速仅为-9.1%。从通货膨胀来看，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CPI同比增速为0.4%，PPI同比增速为-3.1%，明显偏低的价格数据意味着中国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的挑战。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做出了如下精准概括：“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但会议同时也指出：“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笔者认为，2024年中国经济表现大概率将会好于2023年，尽管24年的GDP增速（预计在5%上下）可能低于23年，但真实经济增长与微观主体感受都将明显好于23年。笔者做出这一判断，主要基于如下三方面因素。

第一，从月度高频数据来看，本轮中国经济增速的底部出现在2023年7月，从8月起至今，中国经济增速已经在持续温和地反弹。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在2023年7月达到2.5%的年内低点，到11月已经反弹至10.1%。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同比增速在2023年7月达到-14.5%的年内低点，到11月反弹至0.5%，这是该指标在经历6个月连续负增长之后首次转正。PPI同比增速在2023年6月达到-5.4%的年内低点，到11月反弹至-3.0%。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由2023年年初的2.4%反弹至11月的4.3%，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速则由2023年年初的-22.9%反弹至10月的-7.8%。2023年7月表现最差的是新增社会融资总额与新增人民币贷款数据，分别仅为5366与364亿元，均创下过去10余年以来的新低，到11月，这两个指标分别反弹至24547与11120亿元。

当然，也有少数数据尚未出现反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由2023年年初的5.5%下降至11月的2.9%。制造业采购人经理指数在2023年4月至8月期间连续低于荣枯线，虽然在9月一度突破荣枯线，但10月与11月再次低于荣枯线。狭义货币M1同比增速则由2023年1月的6.7%持续下行至11月的1.3%，反映企业部门信贷需求依然疲弱。

瑕不掩瑜。上述分析表明，从短期增长态势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底部已现，最近两个季度正在触底反弹。预计在2024年，中国经济将会继续延续疫情后的自发修复态势。

第二，在首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前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一揽子举措来应对地方债与房地产领域蕴含的金融风险。

在地方政府债务方面，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建立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从2023年10月起至今，国内一些省份已经发行了接近1.5万亿元的特殊再融资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来偿还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拖欠企业账款。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防范化解进入了新阶段。未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防范化解将会继续贯彻省级政府负总责、属地政府与监管部门各负其责、中央政府积极支持的原则，债务展期、债务重组、股权化债、债务置换、坏账消化等多措并举。从增量上而言，未来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发行的债券占比将会上升，三四线城市政府发行的债券占比将会下降。新一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调整未来也可能展开。

在房地产方面，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202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最紧迫的风险是大量民营房地产开发商面临流动性短缺局面。如果没有政府力量介入，可能出现民营开发商集体债务违约，甚至破产清算的局面。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与住建部联合召开会议，着手解决开发商的流动性问题。多位金融部委领导也出面表态，要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从目前来看，不少头部优质民营企业的流动性短缺问题已经得到明显缓解，短期内出现集体债务违约的概率已经显著下降。从中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化解房地产市场潜在风险，需要在商品房之外找到新的发力点，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第三，最近召开的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了中国政府将会加大力度稳增长的信号，这将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政策与制度层面的保障。

首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24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概括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其中“以进促稳”与“先立后破”都是很新的提法。所谓“以进促稳”，意味着保持中国经济适度较快增长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以及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前提。据此，笔者认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很可能会设定在5%。所谓“先立后破”，是指要把握好新经济（例如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与旧经济（例如房地产与传统基建）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新经济的体量距离旧经济仍有较大差距，在新经济充分发展并能基本取代旧经济之前，保证旧经济的平稳发展依然至关重要。

其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要在微观主体的预期与信心仍较低迷的状态下启动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必须要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2023年10月，中央政府宣布增发1万亿国债用于灾后重建，其中5000亿用在2023年，5000亿用在2024年。这一举措向市场释放了2024年中国财政政策可能变得更加积极的信号。笔者认为，加上上述1万亿国债，2024年实际中央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可能超过4.0%，这意味着2024年财政政策的真实力度要远比2023年宽松。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无疑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更高的增长水平。

再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在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之间，还是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国土、环保、政府债务管理等政策之间，存在很多不协调不一致的地方，这就好比“一脚松油门、一脚踩刹车”，不一致的目标取向让地方政府有些无所适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政策取向一致性的最新表态，意味着会协调统一政策取向，让地方政府把更多精力放在稳增长促发展这一核心任务之上。毕竟，“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

综上所述，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正处于自身修复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正在出台一揽子政策来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了加大力度稳增长促发展的信号，综上考虑，笔者认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明显好于2023年，家庭与企业等微观主体的感受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差距在2024年也有望显著缩小。2024年中国GDP增速有望达到5.0%，CPI增速有望达到2.0%，这一增长前景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