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5%的增长目标有助于稳定全社会预期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4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5%左右。如何看待这一目标？

张明：首先，2024年提出5%的增长目标，有助于稳定全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2021年的增长目标为6%以上，2022年的增长目标为5.5%左右，2023年的增长目标为5.0%左右。如果2024年的增长目标设定为4.5%，这一目标显然更容易实现，但却可能让全社会持续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如果未来几年我们都能把增长目标设置在5%左右，这就有助于稳定相关主体对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预期与信心。

其次，与2023年5.0%的增长目标相比，2024年5.0%的增长目标实现起来难度要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2年中国GDP增速仅为3.0%，较低的基数使得2023年实现5.0%增长目标的难度较小，因此2023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张力度与2022年相比也明显下降。然而，由于2023年中国GDP增速达到5.2%，基数变得更大，因此2024年要实现5.0%的经济增长并非易事，这需要更具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

再次，同样受基数效应影响，虽然2023年中国GDP增速达到5.2%，但2022年与2023年两年GDP平均增速仅为4.1%，这就造成了在2023年，宏观经济数据与微观主体感受之间存在较大“温差”。反过来，如果2024年中国GDP增速能够达到5.0%，那么2023年与2024年两年GDP平均增速也可达到5.0%以上。因此，我认为，在2024年，虽然经济增速可能略低于2023年，但宏观经济数据与微观主体感受之间的“温差”却有望显著缩小。

《21世纪》：2024年宏观政策有哪些重点？

张明：2024年宏观政策的最大亮点在于，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这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围绕发展大局，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第二，实施政策要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防止顾此失彼、相互掣肘；第三，研究储备政策要增强前瞻性、丰富工具箱，并留出冗余度，确保一旦需要就能及时推出、有效发挥作用；第四，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的跟踪评估，以企业和群众满意度为重要标尺，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让地方政府与有关各方统一认识，集中精力搞发展，尽快改变总需求不足的局面，让经济增长回归潜在增速。

由于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总需求不足、存在负向产出缺口，要实现5.0%左右的经济增速，中国政府需要实施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预计2024年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如下变化：第一，央行可能继续下调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在2023年，央行在3月与9月分别降准25个基点；2024年1月，央行宣布降准50个基点。我认为，今年可能还有1~2次降准。当然，考虑到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准备金率仅为5%，未来降准更多可能是非对称性的。

第二，央行可能继续降低基准利率，以降低企业真实融资成本。2023年，央行无论是调低逆回购利率、SLF利率还是MLF利率，幅度均为10~15个基点。2024年2月，五年期LPR一次性下调25个基点，幅度明显扩大。我认为，2024年仍将择机下调MLF，并引导LPR利率下行，幅度可能达到25~50个基点。当然，为了避免贷款利率单边下调显著冲击商业银行盈利水平，商业银行也应该联合下调存款利率。

第三，央行将会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尤其是继续使用补充抵押贷款（PSL）。在2023年12月，央行净投放PSL3500亿元，主要用于房地产三大工程建设。我认为，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转型发展，2024年应该提供更大规模（例如5000~10000亿）PSL来支持三大工程建设，尤其是通过各种方式消化三四线存量商品房库存。

在财政政策方面，2023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3.0%，地方专项债发行额度为3.8万亿。2024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仍保持在3.0%，地方专项债发行额度增加至3.9万亿。但更重要的是，2024年将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此外，2023年10月发行的1万亿国债中，5000亿将用于2024年。将上述两笔国债资金考虑在内，则2024年真实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上升至4.0%以上，这意味着2024年的真实财政扩张力度会显著强于2023年。

二、预计2024年消费会持续稳定复苏

《21世纪》：如何看待“三驾马车”的需求拉动作用？

张明：预计2024年消费依然会持续稳定地复苏，为2024年经济增长做出较大贡献。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在更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作用下，预计基建投资增速将会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反弹；制造业投资增速大致保持稳定；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依然会处于一个相对低迷的水平。出口方面，2024年的出口增长或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如果世界经济的增速保持稳定，同时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可控的话，出口的增速是可以期待的。反之，如果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同时地缘政治冲突较为剧烈，那么出口将会受到较大影响。总的来讲，2024年增长引擎首先还是消费贡献最大，投资次之，出口贡献应该是三驾马车里面最小的。

《21世纪》：“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指向哪些重点工作？

张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当前重点领域金融风险主要集中于地方债、房地产与中小金融机构。

一方面，从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已经取得较大进展。12个债务较重的省市自治区发行了特殊再融资债券来化解本地存量债务。到2023年底，城投债平均利率水平显著下降，这意味着投资者认为位于白名单之上的城投公司的债务压力明显缓解。当然，未来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的空间已经较为有限，为更好地化解存量地方政府债务，可能需要找到更具持续性的新的债务化解工具与机制。

另一方面，与地方债务风险相比，目前房地产领域的相关风险要更加复杂一些。尽管从去年开始，有关部门已经显著调整了房地产调控政策，例如，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度管理已经转变为“三个不低于”，针对民营房地产开发商融资也出台了白名单政策。然而，迄今为止，以下问题依然需予以关注：一是部分民营房企的流动性压力依然存在；二是一线城市房价下跌速度明显加快；三是房地产投资与房地产贷款增速持续处于负区间；四是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压力将会传递至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因此，针对房地产市场，有关部门可能还需要出台一些新的政策举措来尽快稳定市场信心。

近期，许多地方已经加大了防范化解本地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力度，相关机构潜在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纾解。不过，中小金融机构的健康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房地产风险能否得到强有力的遏制。

三、人民币汇率有望在波动中反弹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如何看待2024年的人民币汇率走势？

张明：2024年全球经济仍会维持自2022年已经形成的滞胀格局，但今年可能出现以下三个新变化：一是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烈度可能减弱；二是美联储首次降息时间可能较晚，但一旦开始降息之后，降息节奏可能较快、降息幅度可能较大；三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处于快速转型过程中，我们要警惕中美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快速“脱钩”。

上述全球经济的若干新变化，具有重要的宏观金融涵义。我认为，在2024年上半年，长期美国利率与美元指数将主要以双向波动为主，例如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可能在4.0%至4.4%之间波动，美元指数可能在100~105之间波动；而到2024年下半年，上述两个指标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行，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可能跌破4%，美元指数可能跌破100。欧元与日元均可能对美元反弹，相比于欧元，我更看好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反弹，到2024年年底，日元兑美元汇率可能由当前的150左右升值到130上下。

2024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在波动中反弹，其中上半年以波动为主，反弹可能主要发生在下半年，今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回升至6.8~7.0。

考虑到中美经济增长前景、利率与汇率的相对变化，2024年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状况可能较2023年明显改观，短期资本外流压力有望显著放缓，不排除下半年短期资本重新净流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