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强劲增长，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正在减少，但是，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正在加剧（Kganyago，2018）。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内部收入和财富日益不平等引起各界对其产生原因、经济后果与社会后果的讨论。

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加剧通常归因于全球化、技术进步、人口趋势以及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变迁等因素（Bernanke，2015）。就货币政策的影响而言，中央银行家早就认识到货币政策具有分配效应（Greenspan，1998）。在1960年代，从法律上，西欧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就具有明确再分配功能。例如，各国中央银行利用信贷控制措施来补充更为传统的政策工具，这些工具包括贷款利率的上限或控制银行向私营部门投放贷款的数量。当时人们认为，直接控制信贷可以更好地稳定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然而，信贷控制也被用于其他政策目的，例如为政府债务提供低利率融资，或者将信贷分配给优先考虑的特定部门（Cœuré，2013）。

传统货币政策理论认为，货币政策有助于改善不平等状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Romer and Romer（1999）的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造成的周期性繁荣有助于暂时性减少贫困，但是，当失业率恢复到自然失业率，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高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不稳定导致平均收入较慢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加剧。从长期来看，低通货膨胀和稳定的总需求增长有助于改善穷人的福祉，因此旨在降低通货膨胀和稳定总需求的货币政策有助于长期改善穷人的状况，从而，扩张性货币政策通常被认为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

货币政策一直具有分配效应，但一旦政策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分配效应就会变得异常显著（Borio，2019）。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前所未有的宽松货币政策引起了人们对货币政策可能加剧不平等的担忧，至少有两种原因支持这种担忧：首先，收益曲线的短端已经在零附近，长端已经被压低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大且具有持续性。其次，量化宽松政策明确指向调整资产价格，而资产价格的变化影响到财富的变化，让人质疑金融危机预防和应对措施是出于政治目的，毕竟量化宽松政策涉及到哪些部门或者企业可以获得政府资金，以及在满足什么条件下才能获得资金（Summers，2017）。作为非常极端的看法，Acemoglu and Johnson（2012）认为，美联储长期保持低利率是由于中央银行家被金融市场俘获，为金融家服务。而中央银行家认为，非常规货币政策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净效应是增加还是减少不平等并不清楚（Bernanke，2015），非常规货币政策即使造成暂时的、间接的和非预期的收入或者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也不过是旨在确保价格稳定的战略的副产品（Cœuré，2013）。因此，在对非常规货币政策分配效应的认识上，中央银行经济学家与学院派经济学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对非常规货币政策分配效应的讨论引起决策层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旨在梳理非常规货币政策对经济不平等（收入与财富两个主要维度）的影响渠道，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影响的实证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以及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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