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党中央认为，完成上述两大目标任务，脱贫攻坚最后堡垒必须攻克，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必须补上。”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央一号文件，开宗明义，直指“三农”领域。

作为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较为集中的区域，农村地区的良好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后一块拼图。农村金融是整个金融体系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因此要重点在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

近年来，政策持续加大支持农村普惠金融力度，银行层面也尝试了多种探索。尽管随着政策的引导，大型银行服务重心呈现趋势性下沉，但是在“支农支小”领域，村镇银行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如何让村镇银行从大型银行的层层环绕中“突围”，在农村普惠金融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多因素叠加

农村金融机构发展面临较大挑战

村镇银行的出现，最初就是为了补齐发展短板，改变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不足、农村资金供应不够等状况，弥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但随着大型银行发力普惠型小微企业信贷，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拥有的优势，对扎根县域的小微银行，特别是实力较为薄弱的村镇银行形成挤压，让后者的经营难以为继。

“村镇银行聚焦本地‘三农’、小微客户，这些客户本身的风险相对较高、脆弱性比较突出，所以普遍来讲，村镇银行的不良率要比大型银行高一些。”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则表示，目前，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村镇银行资金融通渠道有限，很依赖传统存贷款业务，风险分散能力不足；二是村镇银行利率定价基础薄弱，各期限存款利率长期保持在同业间最高水平，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对村镇银行发展形成挑战。

董希淼同时提到，盈利对村镇银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村镇银行是支持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只有具备盈利能力的村镇银行才能保证自身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生存并发展，从而为持续提供农村发展所需资金奠定基础。”董希淼说。

安徽省滁州市的全椒县，是中银富登村镇银行第一批开立网点时选定的位置之一。截至2020年8月末，全椒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资产达到12.88亿元。其中，存款余额11.19亿元，贷款余额8.2亿元，不良贷款余额861.15万元，不良率1.05%，累计上缴税收4900万元，累计盈利约1.2亿元。

8年时间，全椒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发展成了当地不可或缺的县域金融机构。而对于该行的成功，全椒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行长南金铃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并没有捷径。“一开始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我们，全是依靠我们的业务部门刷街，挨家挨户向大家介绍我们的银行和服务，才慢慢积累起客户资源。”南金铃说。

“这也是很多村镇银行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成本高、效率低。”曾刚说，小微客户，尤其是下沉客户的运营成本相对较高。“为了解决好‘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很多银行网点开设在了比较偏远的地方，这样一来银行的经营效率就会降低。而对这些客户的调研，同样需要大量成本。这也是由村镇银行的客户性质所决定的。”曾刚表示。

此外，多位专家在受访时均提到，当前，银行业息差整体收窄，但相对于大中型银行来说，村镇银行受到的冲击更大。以储蓄存款，特别是中长期存款为主的负债结构拉高了村镇银行的成本；然而今年以来，因为让利的原因，使得银行业整体贷款利率下行，村镇银行的资产端收益从而也快速下行，但其负债端成本的下行相对缓慢，直接导致村镇银行的息差收窄幅度远大于其他银行。多重因素的叠加就导致农村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小微方面面临着较大挑战。

提升实力

落实“支农支小”定位

董希淼在受访时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当前，大型银行下沉服务，确实对村镇银行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那么，面对当前被压缩较为严重的生存空间，村镇银行应该如何顶住压力，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做好农村普惠金融工作？

在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看来，增加村镇银行资本金和完善其公司治理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夯实村镇银行资本实力，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首要问题。”温彬说，同时，还应发挥股东在村镇银行中的作用，确保村镇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更加完善。

此外，温彬还强调，聚焦当地、聚焦主责主业是村镇银行需要始终奉行的理念。“要聚焦当地，以服务‘三农’、小微为己任，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这一目标来切实做好金融服务。”温彬说，“要回归本源。防止银行业务‘脱实向虚’，是村镇银行目前应该确定也需要去确定的经营策略。”

2019年年底，银保监会发布通知，要求村镇银行坚持“支农支小”市场定位。银保监会在通知中指出，“支农支小”是村镇银行的培育目标和市场定位，村镇银行必须始终坚持扎根县域，专注信贷主业，有效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适配性和能力，扎实做好风险防控与处置。

立足县域，“支农支小”，走“小而精、小而美”的发展道路，是当前村镇银行发展壮大的最优模式。

“国有大行一般不会涉足寻求小额资金贷款的客户，也正因为如此，只要村镇银行做到足够下沉，坚持好‘小额分散、支农支小’定位，就能找到市场。”邹城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董事长荆聿明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在支持村镇银行发展方面，地方监管机构同样给予了大力支持。济宁银保监分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对于本地的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农商行、村镇银行等，当地政府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予以支持，我们也在通过税收返还等，对本地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给予支持。”

董希淼表示，建立合理的赏罚机制是监管层下一步需要重点开展的工作。“金融管理部门在支农服务监管方面应当建立惩罚和激励并重的监管制度，建立健全村镇银行支农服务考核评价体系，设定明确的支农贷款比例等指标，通过监控资金流向，实现对村镇银行支农服务的有效监管。”董希淼说。

此外，董希淼还认为，在利率方面，因为国际上对小额信贷利率的管理一般持适度宽松态度。因此，可以试行村镇银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制定贷款利率，提高村镇银行盈利水平。

另辟蹊径

发展普惠金融服务

虽然有地方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大力支持，但是村镇银行还需要夯实自身，另辟蹊径进行发展。

“大型银行已经在下沉服务重心了，竞争不可避免，中小金融机构想要‘突围’，只能更进一步下沉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风险问题。”曾刚说。

因此，曾刚建议，村镇银行可以考虑创新模式，包括利用金融科技手段，进一步提升下沉客户服务的能力，同时提高运营效率。

兴业银行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依托自身开发的银银平台，该行强化“金融+科技”赋能，以开放平台聚焦贫困地区金融供给稀缺问题，持续开放输出科技和金融服务，帮助破解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瓶颈。

应该看到，村镇银行在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方面同样有自身的优势。“小银行要充分发挥自身决策链条短的优势。”曾刚表示，独立法人的金融机构，在产品创新方面空间会更大。“它们可以根据本地客户的特点，包括自己金融需求的特点，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的产品，这是大型银行很难做到的。因为大型银行的下沉，客户一定是批量化、标准化的，这些差异化的需求就难以满足。”曾刚说。

哈尔滨银行村镇银行管理总部就在综合考虑客户需求后，推出了微信银行在线申请贷款功能。让客户在天气炎热或疫情期间不便出门时，也能方便快捷完成贷款申请，享受金融服务。

温彬在受访时还向《金融时报》记者提到，村镇银行未来可以更多考虑通过并购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进一步帮助村镇银行提高自身管理能力，包括风险管理能力，进一步夯实资产质量，确保村镇银行未来更加平稳健康发展。

作为发展村镇银行比较成功的中国银行，其旗下的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就是同新加坡淡马锡旗下富登金控合作设立的，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村镇银行集团。目前，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设立法人机构125家，在乡镇设立支行网点173家，在行政村设立助农服务站278家，形成了覆盖全国22个省（市）县域、农村的金融服务网络。

截至2020年6月末，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存款客户数近270万户，贷款客户数超22万户，存款余额超480亿元，贷款余额超500亿元，户均贷款约为22.8万元。其中，涉农及小微贷款占全部贷款的90%以上，农户贷款占全部贷款的45%。自成立以来，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500亿元，共为超40万客户提供了贷款服务。

8月18日，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北雄安新区正式开业。中银富登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晓明表示，投管行既可以直接经营村镇银行业务，又可以对村镇银行进行投资和管理。

“成立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有利于提升村镇银行监管效率。”董希淼说，由一家村镇银行作投资管理平台的管理模式，更能方便监管部门对村镇银行整体监管，降低监管成本，积极提升村镇银行经营管理合规水平，督促村镇银行实现其“支农支小”的定位。

此外，董希淼还认为，投管行除受让其主发起人已持有的全部村镇银行股权外，还能继续发起设立村镇银行，重点布局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通过制定“支农支小”整体发展战略规划，支持村镇银行建立特色化的商业模式和激励约束机制，激活农村金融服务链条，满足县域“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