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关键要素，发挥着与生产函数中人力、土地、资本、技术等同等重要的功能。加强金融数据治理，促进金融数据在公平、开放、安全的环境中顺畅流动和高效使用，是数字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欧盟在数据治理的政策制定及法律体系建设方面领跑全球，成为各国金融数据治理领域的重要参照。由于欧盟各成员国市场体量大小迥异，数字经济治理规范存在差异性，因此，欧盟提出“单一数字市场”（Single Digital Market）战略，旨在统一欧盟数字市场，释放欧盟数字经济内部统一的发展潜力。2018年，欧盟委员会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作为欧盟数据治理的基本框架，也成为国际社会数据治理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参考。2020年，《欧洲数据战略》（A European Strategy for Data）发布后，欧盟又陆续出台了《数据治理法》（Data Governance Act）、《数据法》（Data Act）、《数据市场法》（Digital Market Act）和《数据服务法》（Digital Service Act）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致力于域内乃至域外的数据有序流动和价值创造。具体到金融行业，欧盟金融数据治理政策的一系列举措体现了其权衡实现金融发展和保障数据安全的战略意图。

金融数据治理与一般数据治理既具有共性，又具有特性，在国际社会中呈现出差异化发展模式。金融数据治理是数据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遵循数据治理的发展规律和一般规则，如数据治理一般要基于用户同意原则（a consent-based architecture）（Tiwari等，2022），而其经常出现的市场失灵则需要政府纠偏（Carrière-Swallow和Haksar，2019；D’Silva等，2019）。另一方面，金融数据治理基于金融的特殊性又呈现出显著的特性，如金融数据的共享、交易和转移更具私密性（Feyen，2021），金融数据治理因特殊要求和政策指向不同而形成了差异化的治理模式。目前，以数据流动性高低和流动难易程度为主要指标，金融数据治理在国际上主要存在三种策略（钟红和杨欣雨，2022）：自由化策略（以美国、日本为代表，鼓励数据流动与共享）、本土化策略（以中国、俄罗斯、印度为代表，对数据跨境流动采取限制性举措）和中间派策略（以欧盟、新加坡为代表）。当然，对这种以数据流动性为核心指标来划分金融数据治理模式也存在一定争议，金融数据治理应更多考虑金融特殊性或数据连接性。王拓、李俊和张威（2021）认为，欧盟为促进数据流动与使用、消除各成员国政策差异导致的数据流动壁垒，制定了适用域内统一的数据战略，围绕数据的有效保护、有序流动和高效使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重根据数据保护级别，打造垂直化的治理体制，构建欧盟内统一的数据治理框架，并着力打造单一数据空间等。这种统一性、垂直化和单一空间模式，更好地匹配了金融系统数据的内在秉性和治理要求。

相对于美国数据治理的原则性监管逻辑，欧盟数据治理更倾向于限制性治理的框架。这与欧盟大陆法系、司法实践和监管系统有直接的关联性（刘轶，2009），与实施严格限制性监管的我国数据治理体系也有更多的共同性。我国金融管理部门逐步加强金融数据治理及其规范：2018年，原银保监会发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基本确定了银行业数据治理的目标、原则、框架、重点环节和相应规范；其后，我国金融数据治理框架逐步深化。2023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加强了对数据质量的要求，人民银行也着力于数据安全规范。本文将通过梳理欧盟金融数据治理的政策框架及演进历程，对欧盟金融数据治理基本环节、重点内容及面临的难题与挑战进行分析，为我国提升金融数据治理水平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后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欧盟金融数据治理的政策框架及其演进；第三部分，介绍欧盟金融数据治理的重点内涵；第四部分，对欧盟金融数据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剖析；最后是结论和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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