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宽松政策是国内学术界和政策界重要的研究主题。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量化宽松政策成为日本的重要政策实践，但是并不具备普遍政策工具的意义。2010年以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近年来一些经济体在传统货币政策失灵时使用的创新型货币政策。实施该政策时，一般通过向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购买或抵押金融资产的方式，在基础利率（名义利率）为零情况下向经济体注入流动性，以实现对经济的扩张性刺激作用。本世纪以来,美国、日本、英国、欧元区等相继实施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也强化了流动性泛滥的风险。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持续量化宽松，己成为当前世界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和面临的主要风险,也成为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市场机构竞相研究的热点。

在过去30多年，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储蓄率水平在上升（Bernanke，2013），同时，杠杆率不断提升（Adrian and Shin, 2014），加上人口和结构的原因在持续下降，资本价格随之下行，长期实际利率下降了4.5个百分点，这使得全球的央行面临着更多的复杂约束（Yellen，2014）。金融危机过去7-8年时间，即使在史无前例的经济刺激之后，很多国家的通胀水平远低于目标区间，经济复苏亦十分艰难，此前货币政策拇指法则面临实质性的纠正，非常规货币政策大行其道，甚至开始出现名义负利率（Olsen，2015）。

非常规政策是全球经济发展困局中的少有的政策选择，但是，该政策对于货币政策空间的改善可能是有限性。中央银行实行多种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面临着政策的约束。特别是资产购买计划，本质上就是“直升机撒钱”（Bernanke,1999），但是，会面临诸多的约束(Gertler, 2013)。一是资产购买计划会增加公共支出，二是使得金融部门风险承担反而更高（Borio and Zhu, 2008），三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不是无限的，除非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能够导致真正的增长效应，四是长期的资产购买会恶化央行的公信力，甚至会面临政治性问题（Minskin,2010）。第三，从应对经济衰退的角度看，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基础性地位要更加强于货币政策(Stein,2012)。

货币政策需要更加长期的视角。长期经济停滞（Secular Stagnation）（Summer，2014）、低利率水平以及大型经济体政策外溢可能是“新常态”，这将长期约束外围经济体的政策空间、政策独立性以及汇率的弹性，尤其是低利率可能难以创造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新平衡，反而使得经济陷入了总需求低、资源利用率低以及通胀水平更低的困局之中。虽然，有研究认为目前的经济困境是超级债务周期（Debt Supercycle）而非长期经济停滞（Rogoff，2015），但是，从实际运行的角度看，这种困局可能会与超级债务周期相互强化使得周期性的总需求不足演变为长期性的总需求不足，严重恶化债务周期，并带来更多的结构性问题。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郑之杰，2015a）。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十分明显。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实际上与通胀的预期是紧密相关的，但是，通胀的预期又与政策利率水平紧密相连。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量化宽松政策在大型经济体之间形成相互的反馈机制，量化宽松政策对于总需求扩张的效果有待观察，但是，对于通胀预期的恶化反而是相对直接的（IMF, 2015），这外围经济体是一种冲击。特别是大型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具有外溢效应，对于小型开放经济体以及发展中经济体都有重大约束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互动日益深化，如何应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及其分化趋势成为国内重大的政策议题（郑之杰，2015b）。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变化与财政政策调整相互关联，比如美联储加息与特朗普政府减税相互叠加，这对于美国国债收益率、美元指数以及风险资产定价等都是一个实质性的影响因素。

非常规货币政策开始出现分化的趋势，使得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出现新的分野。IMF（2016）调高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认为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稳步复苏的态势，全球金融的潜在风险有所缓释。Yellen（2014）认为美国中短期内物价水平将相对“锚定”，货币政策整体将保持稳定，美联储将如期在2017年10月开始进行资产负债表整固及收缩进程。ECB（2017）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反弹的情况下，欧元区面临外部价格和内部流动性相对宽松的双重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通胀压力，但是，欧元区复苏的基础仍然不牢固，欧元区货币政策整体保持稳定，同时对于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行调整以缓释货币供给对于未来通胀的压力。全球货币政策格局的变化，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可能带来显著的溢出效应（郑之杰，2017），对于汇率稳定以及内外经济平衡都重大的影响。

根据学术检索的情况看，国内对于量化宽松政策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是，主要集中在量化宽松政策的根源、实施等状况，对于量化宽松政策的分化趋势、绩效评估、政策反思、制度改革以及外溢效应等的研究相对不够深入。特别是，量化宽松政策对于全球无风险收益率以及对中国金融风险资产定价等的影响仍相对不足。鉴于学术重复性检索的情况看，深化对量化宽松政策、新近出现的负利率政策以及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