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宏观经济的变化应该如何积极应对？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直言要“修路”，需要寻找新的发展路径。这个路径，他认为是城乡一体化。“我国正在经历发展路径的转折性变化，这种转折对于城乡一体化发展是重大机遇。长三角区域已经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做出诸多探索，具备良好基础，未来的发展也要继续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作出全国性贡献。”李扬说。

“如果把城市化、逆城市化、乡村振兴等战略和设想放在一起考量，显然，城乡一体化是最为综合的上位概念。”李扬说，“片面地说城市化不行，片面地说乡村振兴也不行，因此，我国应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具体来说，打破城乡藩篱可以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消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破除城乡人口流动障碍是前提。“这几年发展较快的城市，都在不断降低户籍门槛，谁能争到高质量人才，就有未来发展的先机。”李扬说。二是切实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长三角过去考上状元、进士的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山里飞出金凤凰’是事实。如今世界上发达经济体的发达程度主要体现在农村，即便是穷乡僻壤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小学。因此，我们也需动员、整合区域内的财政、金融和社会资源，提高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李扬说。

李扬还提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就是缩小收入差距。有研究统计显示：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城市化率的提高可能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相伴随；但是当城市化率越过45%的阈值后，城市化的发展则可能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李扬认为，促使转折的因素包括：第一，城市地区工业化已经完成，各项商务成本趋向提高；第二，第三产业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房地产业、居民服务业、公用事业等，城市并没有特别的优势；第三，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已经接近尾声，一些农村的“就地工业化和就地城市化”更强化了这一趋势；第四，追求绿色、亲自然的生活环境，摆脱城市“钢筋混凝土森林”成为时尚；第五，传统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公司化改造不断推进。因此，投资收益的城乡间比较利益开始逆转，资本开始向农村地区转移。

此外，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金融支持，合作金融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而在长三角地区，存在合作经济的深厚基础。李扬举了个例子，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了“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三位一体”的内洽格局，在人民公社后，合作经济的基础被根本打破，但是在后面的发展中，又不断出现以各种名义存在的合作金融组织。根据人民银行统计数据，近两年居民部门新增存款远大于新增贷款，中国金融业总体呈现向银行业为主的体制“复归”。这种金融体系的新变化为城乡一体化的金融支持提供了基础，农村地区合作金融将成为新发展阶段的重点领域。“在广大乡村，合作金融的需求始终存在，我们应当顺应这个过程。”李扬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