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每一次金融危机后，生产率问题都是经济学家讨论的焦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克鲁格曼-杨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增长缓慢的质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很多学者从TFP增长的角度讨论金融危机。2001年互联网泡沫前，人们倾向于投资“新经济”，《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指出，新兴的计算机，通讯、互联网等行业的投资和创新对提升劳动生产率作出了积极贡献。①互联网泡沫后，麦肯锡公司经过测算指出，信思和通讯技术行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带动作用不强“竞争比IT更重要”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询现了“找际之谜”，即信息、通讯带来的互联网等技术革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比工业化时期技术革命的作用弱，197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和

TFP增速明显放缓，没有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有人认为。由于技术进步没有带来经济的持续改善，只能利用低利率等刺激手段扩大需求，导致金融、房地产等非实体经济部门发展过快，金融杠杆率和房地产负债率过高，爆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之后的欧债危机。生产率增速放缓导致实体经济增长乏力，资源被配置于金融、房地产等非实体部门，很多公司通过借贷破除资金约束，政府利用需求刺激以平稳经济。如果不能实现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的均衡，就会逐步累积风险，直到经济体系无法承受。中国当前提出的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的“稳中求进”政策是前瞻性的战略思维。

生产效率一般分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两类，劳动生产率指单位劳动人数（时间）的产出，其影响因素可分解为资本深化、人力资本、TFP等；TFP利用总产出减去要素（劳动、资本）投入的余值来度量，稳定度差，总产出波动对其影响较大，是测量非要素投入的配置和技术进步效果最好的指标。本文中的生产效率指标采用生产率和TFP来度量。

一般而言，劳动生产率基本决定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能力和发展空间，劳动生产率高可以降低成本、扩大规模，技术进步快可以使产品保持高价、增强企业竞争力，可见，劳动生产率决定了企业收入水平。宏观层面看，国家的竞争力也来源于劳动生产率和T下P提高的能力。实体经济的相关定义和争论很多，传统的实体经济被定义为工业，后来将服务业纳入其中，本文认为，收入取决于生产

率提高的经济活动或经济部门都属于实体经济，而非实体经济的收入主要取决于价格因素。以房地产业为例，如果房子只为居住，则行业特征属于实体经济，但是，房地产业收入的增长更多地来自于房地产价格上涨，而不是服务差异，相对于价格波动而言，技术进步贡献非常小，房地产业被符号化。金融行业亦是如此，如果能够通过更好的服务获得配置金融资源的收益，则其收入主要来自于息差，由服务水平的高低决定，可视为实体经济。当金融行业的服务收入低于金融市场间交易收入，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服务收入让位于依靠市场套利获取的价格波动的收入时，其实体经济特性转为符号经济。由此可见，实体经济可以被符号经济化，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并非是严格区分的。两种收入机制在微观过程中的此消被长决定了经济特性，有的部门收入更多地来自于生产率提高，如工业部门，而有的部门的寒赋特征使其很容易在价格波动中获益，如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实体经济收入来自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非实体经济收入来自于价格的波动。中国有很多公司注册为工业企业，但收入主要来自于工业土地变性，该企业则不是实体企业，实体经济向非实体经济的转换过程，称为符号化，从大的分类看，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一般性服务业更接近于实体经济，而金融、房地产部门更倾向于非实体经济，本文也简单地沿用此种划分方法进行大类的宏观比较。

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提高是一个非连续过程，生产率下降或增速放缓必然导致经济下滑或增速放缓、企业负债增加、国家通过需求激励刺激消费。宏观财政与货币政策经常在实体经济生产率大幅度下降或者增速放缓时被引入，具有借贷持性，用于平滑经济的波动性。需求激励的积极作用在于保持经济总需求的平稳，其特性是加大货币供给，使金融、房地产部门需求旺盛，人们更多地转向金题

和地产投机，获取收益。但是，过度需求激励使实体经济符号化，也可能破坏经济波动中蕴含的“清洁机制”，即淘汰弱者、强化竞争和技术进步的机制，新一轮实体经济的技不进步就会被延迟，进一步推动非实体经济的投机行为。需求激励政策看似是“大稳定”的政策，但是，如果没有实体技术的进步，非实体经济过度发展，实体经济部门不断负债会累积金融风险，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反过来也会进一步损害实体经济。从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不均衡到危机爆发取决于很多因素，实体经济生产率下降或者增速放缓是金融风险积累的根本原因，也是重要的危机解释变量。本文不仅仅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做梳理和理论解释，更希望对未来发达国家和中国的转型作出方向性讨论，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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