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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测度与治理

作者Author:张平 杨耀武 2021-06-03 2021年06月03日
本文在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现实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因素,并由此形成测度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讨论由定性分析向定量研究拓展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通过选取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基础经济指标,本文测度了1993—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状况并分阶段对经济发展质量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993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处于逐步提升状态,但各阶段的提升速度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经济发展质量变迁并不具有趋同性。在经济增长处于中高速阶段的2013—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最为快速。从各方面指标贡献看,经济效率与稳定性及经济成果分配指标的贡献率随阶段变化波动较大;人力资本及其分布的贡献率,呈倒U型曲线特征;而自然资源与环境贡献率,则呈U型曲线特征;社会相关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贡献量2013—2018年较前几个阶段有所增大。本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政策含义:一是中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稳步推进,但潜在的挑战依然较多,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付出努力;二是要加快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转型,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知识阶层崛起,形成有利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消费与创新效率补偿的良性互动。

一、引言

展望未来,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中国经济曾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传统人口红利消退、资本回报率整体下降、自主创新能力较弱、金融风险累积、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同时,在经历长时间高速增长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发生了根本改变。正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从根本上改变以往靠“铺摊子”“上项目”要素积累的传统发展模式,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2020年,在基于国内发展形势、把握国际发展大势的基础上,中央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这也为理论工作者进一步理清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与理论逻辑,探索这一转型背后的核心要素和实现转型的具体机制提出了新的命题。本文尝试利用理论和模型探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并构造指标体系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加以定量测度,提出向高质量转型的治理机制建设路径。

基于前期的研究积累,“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以下简称“增长前沿课题组”)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紧迫性主要在于,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积累增速面临双下降;产业结构的非效率演进;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总体呈下降态势;有益于广义人力资本累积的消费-创新效率新循环尚未形成,在国际竞争力对比中的服务业竞争能力较弱(陆江源等,2018);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以知识生产配置为核心的产业转型升级缓慢,来自工业化的税基逐步削弱与公共服务支出刚性增长之间的矛盾加剧(付敏杰等,2017);同时,大量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向城市低效服务业聚集,并随经济波动在各行业间漂移,难以提升专业素质,造成人力资本的耗散(张鹏等,2019)。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赶超的国家来看,实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国家向创新与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都面临结构性改革的繁重任务。

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突出难点在于,工业化持续高增长时期的发展模式和思维惯性难以打破;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错配现象仍较严重;农村转移劳动力市场与城市现代部门劳动力市场分割,加之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跨代抑制;“科教文卫体”等现代服务部门存在行政性管制和隐形进入门槛,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城市现代服务业部门发展不充分,国际竞争力弱,吸收就业和满足需求能力不足,从而也降低了对人力资本投资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引致作用。同时,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水平跃升,必然会带来国内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整个世界经济版图的重新划分,所面临的复杂程度是赶超小国无法比拟的。

当前,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转型,要在提高存量要素配置效率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注重提高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质量的供给和福利体系,在市场激励下获得创新效率,完成从物质要素积累转向人力资本等要素质量提升的过程,在创新中获得效率补偿。当然,福利体系建构也要注重人民普惠性的福利提升与国家实力相匹配。同时,实现普惠性分配和福利提高与风险匹配,人力资本提高与创新效率匹配,以及自然风险约束的跨期平衡。

本文在分析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现实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构建反映整体效用水平的社会福利函数,分析影响发展质量的各主要方面并选择合适的指标构建分层次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尝试定量测度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状况,从而为探讨高质量转型的实现机制和政策选择打下基础。在政策探讨部分,本文强调“自上而下”的目标和改革牵引,注重改革宏观资源配置体系,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构与转型的互动路径。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加以梳理,讨论中国高质量转型的现实、理论脉络和转型的理论逻辑;第三部分构建社会福利函数和跨期的动态理论模型,分析相关因素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第四、五部分为指标选取和分级指标体系构建,以测度高质量转型和分析转型的态势;最后一部分为相关政策的探讨。

二、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现实与理论逻辑

依循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国家发展战略、路径和治理机制,本文主要从三方面进行相关的理论梳理:一是增长的长期路径与驱动因素转变;二是高质量转型的目标与测度;三是高质量转型过程中的激励与公共治理机制互动关系及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构。

(一)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与驱动因素转变

长期以来,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一直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在研究过程中,增长前沿课题组提出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S型”路径和不同发展阶段特征等理论命题,集中刻画了中国赶超中的阶段性“规模收益递增”,而后探讨了技术进步中的“干中学”效应递减,成本要素积累的不可持续性(张平等,2007,2011)。2012年后集中讨论了“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转换的国际经验比较、机理与挑战等问题(袁富华,2012;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并提炼了转型过程中的典型化经验事实和转型逻辑(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2014,2015,2016)。

从有关经济增长的经典理论文献来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深化在后发国家人均产出向发达国家收敛过程中的巨大作用(Solow,1956),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内生化技术变量,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模型,作为持续推动因素,研究的落脚点逐步从规模效率转向创新效率推动的经济增长(Romer,1986;Lucas,1988)。这些文献以单一增长过程及其简化的经济学抽象作为经典分析的贡献毋庸置疑,但难以涵盖经济真实发展的诸多方面。例如:模型中没有破坏自然环境引起气候变暖的成本项,没有两级分化的社会代价。模型把人类与自然、社会之间高度复杂的相互影响简化为单纯要素积累的增长过程,这仅适用于工业化物质生产阶段,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分析则存在非常大的局限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一些国家基于人的发展需要提出了新的发展模式和转型目标。这促使理论研究在基本增长方程的基础上不断加入新的要素,刻画新的增长模式,特别是关于创新与人力资本积累。在新的增长模式中也纳入了自然因素及大量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包含了信任、观念、网络等,核心是描述新的增长效率驱动与人的福利水平提升过程。阿马蒂亚·森就曾提出古典增长模型过于简化,忽略了人作为社会整体的意义。严成樑(2020)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效率,而对公平关注不够。Barro(2002)认为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来说经济增长质量包含居民预期寿命、生育率、环境质量、收入分配、选举权利以及犯罪率等众多涉及社会、政治甚至宗教方面的内容。《经济增长手册(2A)》提出了更广泛的议题,把文化、企业家精神、信任、增长与幸福、历史、家庭关系等诸多命题纳入扩展的增长模型(阿吉翁和杜尔劳夫,2019)。

起初经济学界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讨论主要聚焦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论述和阐释由简单到复杂、由模糊到清晰,从表述、内涵和测度上实现了从经济增长质量向经济发展质量的过度(韩君和张慧楠,2019)。实际上,经济发展质量是比经济增长质量范围更宽、要求更高的质量状态,包含了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任保平,2018)。国内一些理论和政策文献中的经济发展质量边界也在拓展,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从传统要素比较优势转向增加更多新的生产要素,提高要素质量,特别是人力资本水平,而最近提出的“数据要素”,应该属于可纳入增长方程中的“规模递增”非独占性新要素;二是增加了大量的协调性因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基础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逐步强调协调、包容、绿色等非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三是提出了更广泛的经济与社会等非经济因素互动的意义,强调了经济高质量转型包含了社会、政治等综合形态的转变,突出了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福利核算中,除GDP外还加入人们的“基本福利权力”,如消除贫困、提高教育水平和预期寿命、社会参与和稳定性等扩展因素,注重了人的全面发展,而把波动损失、环境损失等失衡性因素加入到福利损失项中,逐步用福利指标来衡量发展质量(杨春学,2006)。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提高要素质量,并将新的要素纳入增长过程,通过市场配置促进效率提升,这是从供给侧对增长效率的一种诠释,而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因素也被纳入到高质量的目标体系中。

(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体系与测度

不同于赶超阶段以物质增长为基准的目标框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不仅期盼吃好穿美,而且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就将经济发展质量所应考量的范围拓展到了教育医疗、自然生态等事关人民福祉的经济社会领域,而且高质量发展也意味着当前的发展不应以牺牲未来和下一代的发展为代价,在满足当前发展需要的同时保持人民福利水平持续稳定的增进。从国内现有文献来看,一些研究集中在对区域甚至地级市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测度(张涛,2020;师博和张冰瑶,2019),这些研究对加深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则主要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视角,注重全国一盘棋的系统观念,特别是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情况下更需如此。因此,本文将经济发展质量定义为相对于经济增长的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因经济发展使居民当期所享受的福利水平变化,以及未来福利水平可持续提升的能力。在维持跨代福利水平基本稳定的含义上,Arrow et al.(2012)曾对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展开过讨论。Arrow et al.(2012)认为如果要使下一代享受至少与当代人同样的福利水平,需要保持由物质资本(由投资所形成的设备和建筑物等)、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所构成的人均复合财富(comprehensive wealth)的稳定。

在社会福利目标的讨论方面,自工业化以来始终伴随着人的基本权力平等和福利提升而相应的拓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公民纳税与享受公共福利平等越来越强制地要求基本福利权力的平等性保护和内容的不断延展。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就是中国人的基本福利权力平等的伟大实践和具有全球典范性的成就。福利目标是国家发展路径转型的激励导引,因此激励相容性一直是众多转型讨论中的重要议题,经济增长与福利体系构建是替代还是相容在中国也是绕不开的话题。增长前沿课题组一直沿着消费与效率补偿原则探索了中国转型中的效率与福利兼容性,指出当前阶段提升有益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供给与消费水平,能够获得创新效率补偿,并提出了一系列命题,不仅仅在总量数值模拟、国际比较等多方面讨论了一些消费对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性,指出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和收入分配再调节具有同时提高社会总体福利和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相应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本文尝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加以定量测度。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是把多个描述被评价事务不同方面且量纲不同的统计指标,转化为无量纲的相对评价值,并综合这些评价值得出对该事务一个整体评价的方法体系。因此,在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在明确经济发展质量定义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明确经济发展质量所应包含的几类指标,与通常的定性描述相比,理论模型分析可以展示更为清晰的经济机理。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指标的选取,首先应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否则会产生较大的随意性;其次,现有的统计指标,如GDP等,符合了以往理论的需求,但往往难以完全契合理论发展的需要;最后,理论的发展会对构建新的统计指标提出要求。基于经济发展质量的社会福利目标处于拓展过程中,因此随着福利目标的拓展和数据的丰富,相关的指标体系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同时也会推动相关的统计工作。

(三)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治理体系

治理体系状况影响到社会福利,包括产权保护为基准的营商环境,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清廉程度等。按照阿马蒂亚·森讨论的个人拓展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将治理作为基本福利权力进行拓展,推动了发展模式的转型(朱玲和魏众,2013)。国内已有很多研究涉及到这方面,如“参与促进型改革”(刘世锦等,2011)等等。同时,治理又可以通过社会、法律、共识等非经济因素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国内学者近年来也热烈地讨论了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作用,讨论了构造经济与非经济要素参与高质量转型的“正反馈机制”(张平,2020)。“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总括性理念,经济高质量是社会高质量和治理高质量的输出”,“城市化的本质是福利社会”,其转型的核心是要发展出“知识中产群体”,知识中产群体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参与转型,形成“正反馈”的群体理论等(高培勇等,2020)。高质量转型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并从中获益,形成“正反馈”机制。

理论定义上福山认为治理就是“政府制定和执行规则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Francis,2013)。贝斯里等将国家治理简单表述为“财政和法律”(Besley&Person,2011)。付敏杰(2018)对此做了诠释,认为是国家财政理论与微观产权保护的“治理均衡”。在实践中则强调了治理体系中社会均衡、社会参与对治理的积极意义。

从社会福利角度看,本文归纳梳理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包括:基本福利权利的社会平等性、法律保障的产权体系、社会的普遍参与性以及政府的服务效率和质量。在国家层面则表现为国家满足“拓展福利”的能力和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对应财力构建与公共服务的匹配,从机制上保障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降低搭便车对经济效率的瓦解,强调产权和市场制度制衡政府权力。治理现代化涉及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法律等多重因素,需要五位一体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要得到最广泛阶层人口的支持和参与,形成社会“正反馈”机制,形成多因素的共同演化的高质量发展转型。从共同演化路径看,通过法律体系建设,再分配、公共服务提高教育、医疗等质量,扩大知识中产阶层,达到共同富裕,获得广泛支持是实现转型的重要途径。

体制转型的挑战往往在于路径依赖中的原有利益锁定和相应价值观支配下体制机制的固化。North(1994)将技术性路径依赖引入经济学,逐步形成了一套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理论(诺斯,2002)。一个基本福利目标在带有明显社会不均衡的体制下,很容易将福利目标转变为服务强势群体,而不是原有设定的普惠性目标。发展路径的转变依赖于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转型,从而提高公共福利支出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匹配,而不是导致新的扭曲。建立新的福利目标导引离不开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基准的体制性变革。发展目标和治理转型需要可测量、可被公共评判,从而构建具有正反馈机制的自我修正体系。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双重转型之中,经济从规模效率转向创新效率,而发展目标从物质为中心转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注重创新效率、就业和社会基本福利权力的拓展仍然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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