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两步走战略目标、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路径，“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① 。按现在的高收入组计算，人均GDP 超过13 000 美元，即突破中等收入上限，成为高收入国家。2019 年中国人均GDP 为10 000美元，2020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向现代化迈进，预计在2028 年前后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 年人均GDP 将超过20 000 美元，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 世纪中叶预计人均GDP 突破40 000 美元，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②

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具体路径，更说明了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矛盾以及新发展理念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式方法，重点强调了发展体系是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命题，提出了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基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和奋斗目标提出了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等非经济性因素成为主导现代化转变的重要因素。

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内在经济逻辑在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促进了工业化、国际化、城市化的三重发展，推动了GDP 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动力是这三重发展带来的规模效率。技术依赖于“干中学”，资本靠高储蓄和吸引外资实现快速积累，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开放中转变为“人口红利”，创造了劳动要素的比较优势，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过程是中国转向现代化的阶段，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贯穿整个发展阶段。发展路径的转向是必然选择，然而转折是艰难的。高速增长意味着规模收益递增，经济的正反馈机制自我强化，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的路径，经济走向均衡，规模收益递减，经济回馈机制减弱，需要构造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机制才能打破原有增长路径依赖，转向新的发展方向和实现新的发展理念。本文依据S 增长路径模型预测未来经济增长率，分析路径转变条件的经验事实，提出适应增长路径转换的模式，引入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机制，克服路径锁定，通过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演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路径转换，迈向现代化。

一、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S 路径

1. 增长研究范式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创新性地提出了经济长期增长的S 型路径和发展阶段命题，刻画了中国经济赶超中的阶段性规模收益递增特征，探索从工业化转向城市化过程中的动力结构转变、收益特性、政府干预、技术进步等原理，探讨了技术进步中的“干中学”效应递减、低成本要素提供不可持续、从“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转换的机理与挑战等问题。

S 型曲线的增长命题涉及两方面的拓展: 第一，构造了一个依赖于时间的增长模型。该模型最少具有两期性质，即阶段性特征，规模收益递增的发展阶段受到阶段性极限限制，强制转向至规模收益递减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能否依靠创新等新要素推动经济走向内生增长是不确定的，此外，跨期受到自然条件等约束，需要一套新的发展模式。第二，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增长模型。S 型生产函数是在增长依赖于资本、劳动要素的积累模型中增加了新的规模递增要素，包括社会、制度、创意、人力资本等，将增长目标从单一经济绩效转向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社会福利，修补、简化了新古典增长范式。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的演变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简化的过程，不包括阶段性，也不包含任何非经济性要素，是一个单调的要素积累增长模型，外生变量为技术进步和人口。内生化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内生为技术进步，作为持续推动增长的因素，增长模型中也没有破坏自然资源引起气候变暖的成本项目，没有两极化分裂社会的代价因素，把人类社会、意识形态、自然资源等高度复杂的过程简化为要素积累的增长模型，是永远增长的永动机模型，适合于工业化的无约束开采物质生产阶段，将其用于基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阶段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单一增长过程及其简化的经济学抽象作为经典分析的贡献毋庸置疑，但它难以涵盖真实经济发展的多阶段特征和阶段转换特性，过度地简化了非经济性因素，进而成为一个孤立系统，而现实经济是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融合一体的人类真实活动。这些问题使经济学家开展积极探索，试图从多方面进行拓展。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一直将经济生产方式与阶级的产生相连，形成了丰富的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发展机制，划分了历史发展的大阶段，指导了实践。从亚当·斯密到现代经济学学者都在不断探索经济与伦理、社会等人类活动变量互动联接的理论逻辑。 阿玛蒂亚·森指出，现代经济学的根源，一是由“边际革命”开创的经济学的“工程学”; 二是经济与伦理学的分离。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浩如烟海，如经济嵌入社会的理论、基于心理活动的行为经济学等。经济行为与人类社会、意识、道德、政治、法律等活动的互动性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基准。

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 从大卫·休谟至今》中以经济发展阶段为基准讨论了每一阶段的“增长基本方程”，将非经济因素和增长阶段与极限作为讨论的阶段范式，将经济增长划分为起飞阶段、成熟技术阶段、大众消费阶段等。亚洲金融危机后，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陷阱假说”再次将发展阶段研究推到了重要位置，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重要话题。阶段性讨论在本质上隐含了阶段性断点的可能性和演化分叉的可能性，这也是人类社会多样性特征的产物。

加入自然成本冲击来探讨增长模型是在增长模型中增加了成本项目。在大自然作为复杂系统不断被破坏后，经济面临全球性气候灾害、环境污染、瘟疫等的冲击，根本性地改变增长的技术和演进路径。工业化以来，以刺激消费、增加物质消耗为基准的提升GDP 的增长模式被温室效应不断地挑战，自然灾害、污染和疫情等冲击的规模和频率不断加大，已经构成了增长的损失( 成本) 项。需要重新定义古典式的自然开采—加工污染—过度消费的工业化生产与生活模式，将其改变为可持续增长模式。学者、大众、政府精英都在重新讨论是否只有通过物质消耗来提高GDP 才能实现增长的意义，关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或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精神享受是否为“精神收入”，能否被核算。在自然成本冲击下，重新设置人类发展的新目标和人类发展的新模式被广泛讨论。

增长路径转折是经济增长路径逐步逼近阶段性极限的特征表述，是一个过程，是必然趋势。路径转换的方向含有多种可能性，如经济学、组织学中讨论的路径依赖是没有成功地转换到更高的增长阶段，而是陷入增长困境中，这被称为增长陷阱。中国增长路径的阶段性极限特征表现在多方面: 随着人均GDP 的增加和市场的全面开放，要素价格完成了国际市场定价，基于市场规模扩张和隐蔽资源(要素) 重新定价推动的规模收益递增效用逐步递减; “人口红利”推动的劳动力供给比较优势逐步消失，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口负债; 技术进步中的模仿效率和效益随本国技术水平接近全球技术前沿边界而下降，技术创新开发不确定性增强; 结构再配置效率下降，后发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传统农业为主导转向现代化部门为主导，从农村到城市的结构再配置效率也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而递减; 自然成本约束明显加强，可持续发展成为增长的要求; 基于城市发展的非经济因素推动增长向包容性增长转变。

这些新的增长模型和发展模式实质上是要推动路径转变，其最大的特征是通过加入非经济因素取得超越增长的广泛的民众支持，形成正反馈机制。

2. S 型增长曲线模型和2021—2050 年长期增长预测

S 型曲线模型本质上是人均GDP 基于资本要素积累扩展的增长生产函数，扩展到因时而变的增长路径，构成了一个逻辑曲线。依据模型和最新的数据，我们重新估计了中国长期增长曲线。中国的人均GDP 增长在1953—1978 年波动较大，在1984—2019 年增长幅度较大，依据1978—2019 年的数据，用贝叶斯估计模型可以得到: 参数估计值的均值为0. 004 12，95%的置信区间为( 0. 00398，0. 0042) ，a 的均值为86. 151 68，95% 的置信区间为( 83. 9856，89. 4521) ; b 的均值为0. 0892，95% 的置信区间为( 0. 0827，0. 091 76) ，收敛于α = 0. 004 12，可得到k = 242. 72，a = 86. 1516，b =0. 0892。中国人均GDP 的S 型增长曲线函数为:

计算1978—2019 年实际人均GDP 与模拟人均GDP 可得到方程预测误差项为e2 = 7. 4159，曲线见下图，可计算的拐点为2033 年，即人均GDP 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再转入稳定增长，2034 年以后中国人均GDP 增长将进入平稳发展期。

根据模型的预测值，结合2019 年人均GDP10 000 美元的基数，按照2020 年名义GDP 增长3. 5%和汇率为7 来计算GDP 增速，而后年份假定汇率为7，做三阶段的通货膨胀率假设，2021—2033 年GDP 平减，即通胀水平保持在2%，2030—2040 年降至1. 5%，2041—2050 年降至1%，这意味着在2050 年以前人民币汇率对外保持着小幅升值的增长态势。按模型预测的人均GDP 计算( 见下表) ，到2033 年中国人均GDP 达到24 000 万美元，2050 年人均GDP 达到41 000 万美元，实现现代化强国，到2050 年经济增长逐步从赶超速度向发达国家增长速度收敛。财富水平的关键不是速度，而是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以及汇率的升值，具体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多方面和谐稳定的信用性特征。因此，降低波动、实现和谐和持续增长是发展的根本。

2020 年后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以物质效率供给转向深度城市化过程中以人为中心，即通过消费和服务提升人的生活质量，达到创新和提升效率的目标，城市化的经济体系向福利社会体系转型，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2019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 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 38%，随着户籍改革，常住人口衡量的城市化与户籍人口衡量的城市化逐步统一，预计到2030 年以常住人口衡量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城市化率进入自然增长阶段，即通过城乡人口比例的自然变动来提高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比高于农村人口，而且年轻化程度高，预期寿命长，通过人口自然增长的差异来推动城市化，到2050 年基本城市化率将达到85%。

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核心是基于深度城市化过程中的人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文化、社会、法律、人与自然和谐等非经济因素作为关键变量应纳入中国国家现代化体系的构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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