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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业系统的演进、摩擦与转型—劳动力市场微观实证与体制分析

作者Author:张平 张鹏/袁富华 2019-12-19 2019年12月19日
居于国民经济核心地位的就业系统的形成、演进和调整,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条件变化密切相关。受到经济追赶所必须的高强度资本积累的制约,中低层次人力资本主导的中国就业系统,源于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且被低价工业化模式强化。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城市化转型,中国的这种工业化就业系统呈现出越来越大的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大量劳动力漂移于低端部门,低端锁定现象明显。理论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就业漂移将会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明显的负反馈效应,特别是高人力资本劳动力和成熟劳动力群体表现尤甚。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形成于大规模工业化时期边疆开拓式发展环境下的维持型就业系统,在向城市化和高质量转型中导致大量劳动力就业漂移,人力资本在漂移中不断耗散,形成中国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跨越的极大障碍。在中国发展逐步触及创新与福利这些最本质的现代化理念时,就业的制度组织应从维持型就业系统转型并逐步建立有利于人力资本持续积累激励的分享型就业系统。 

一、引言

马克思将“劳动循环”置于“资本循环”之中探讨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本质上是劳动力“贫困积累”。打破这种资本占有劳动力的循环,推动劳动力人力资本持续积累,形成创新分享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关键(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5;张平和郭冠清,2016)。发达经济体把就业系统建设置于政策核心,源于1970年代经济减速和城市化的高度发展。二战后基于大众消费的大规模工业化发展,不仅加速了发达国家高强度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进程,而且推动了公共服务支出的快速提升,分享型就业系统既作为工业化的结果也作为高端现代化的条件应运而生。这个体系的特点突出表现为就业组织化、就业安全以及工资收入与生产率之间的指数化联动,生产发展转换为收益分享、劳动力要素升级、知识中产阶层扩大再生产是这个体系运转的重要成果,最终实现高度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鉴于已经变化了的结构条件和发展环境,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发达国家的就业制度虽然发生了不少变化,但是保障就业安全、提升劳动者福利仍然是主线。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中国工业化就业系统特征,中国就业系统处于比较明显的分割状态,就业系统总体上来看仍然属于维持型或生存型,以便保持比较竞争优势和高资本回报吸引资金的特征。维持型就业系统内生于中国低价工业化追赶模式,在特定工业化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并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趋势逐渐显著,增速换挡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启了城市化新模式的塑造。作为中国工业化和高强度积累的内核,维持型就业系统也正在面临向分享型就业系统的转换,新旧压力交错下的矛盾激荡,也最集中表现在这个领域。原有支撑低价工业化的就业制度正在失去活力,教育、培训系统的制度性缺陷以及人力资本的低端化,导致就业系统的不适应。就业系统的不适应一方面将会带来失业、裁员、离职等冲击,造成人力资本积累路径出现中断。现有一些文献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0rtego-Marti(2016)在扩展的工作阶梯模型中证实了由于失业导致无法向更高阶梯工作爬升,将会带来技能损失,从而降低劳动力收入水平,其他一些文献也发现了类似结论(Keane&Wo1pin,1997;Ljungqvist&Sargent,1998;A1brechteta1.,1999;Kunze,2002;Shimer&Werning,2006;Dennis&Grip,2008;Po11ak,2013;Mooi-Reci&Harry,2015;B1uncle11eta1.,2016)。另一方面,在就业系统转换过程中,很多劳动力为了避免失业而被迫选择就业(Fujita,2010),其就业特征在于选择漂移于不稳定的就业环境,长期锁定在低收入或者有就业无增长情形,带来人力资本耗散。

对转型期中国而言这一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路径依赖和低端就业锁定现象比较明显。1990年代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彻底打破了原有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分割的就业系统,衍生出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市场。连同城市初级劳动力市场,较为薄弱的人力资本和制度化保障的缺失,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长期漂移在不稳定的就业环境中。第二,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采取了积累导向,这种模式的任务是从事竞争性的产品而非从事竞争性的知识技术生产,劳动力升级路径受阻,加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体系处于行政垄断,人力资本拓展空间受限制,根本上不适应于城市化的差异性活动及其创新要求。因此,一旦大规模工业化的占比下降,人力资本升级滞后的问题就会凸显,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普遍低下的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不能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频繁的工作转换只能导致人力资本耗散而非积累。第三,国际城市化发展经验教训所揭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效率增进/福利提升协同演化的核心因素是劳动力组织的制度化与社会化,分享型就业系统的建设是基础。中国转型时期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推动维持型就业系统向分享型就业系统的转换。把占劳动力大多数的农民工和城市初级劳动者限制在低端就业市场是一种危险的举措,打造有利于这些劳动力职业生涯规划的就业制度,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第一,首次从就业系统演进视角,探讨了减速时期中国就业系统调整所带来的震荡,即劳动力就业漂移所带来的人力资本耗散问题;第二,我们在加入就业漂移冲击的工作搜寻模型中,分析得出就业漂移将会带来劳动力收入下降,而收入下降实质上相当于在就业系统转换中置入负反馈机制,导致劳动力人力资本耗散;第三,基于微观数据,对劳动力就业漂移的典型化事实进行了梳理,并为劳动力就业漂移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鉴于中国目前正处于就业系统转换和制度建设的探索之中,我们期望这些分析能产生一些启发作用。

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工业化过程中的就业系统特征、发展及其转换问题,文章基于几个典型化事实说明工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维持型就业系统在向城市化时期分享型就业系统转换中存在的不适应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转移劳动力和城市初级劳动力被锁定于低端部门,向上流动渠道不畅,就业漂移现象突出;第三部分在典型化事实上,本文分析了就业漂移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在加入就业漂移冲击的工作搜寻模型中发现就业漂移将会带来劳动力收入下降,收入下降本质相当于在就业系统转换中置入负反馈机制,导致劳动力在就业漂移中人力资本耗散而非积累;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使用CHIP数据库2013年的微观数据对劳动力就业漂移与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检验,总体上发现就业漂移将会对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形成负面影响,特别是在高人力资本群体和成熟劳动力群体表现尤甚;第五部分从就业系统转换视角探讨了转型期劳动力漂移的深层次原因,并指出了未来中国就业系统转型方向和几个关键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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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全部内容详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