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已经逐步放缓，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长进一步放慢，这也可能成为中国向高质量转型的重要契机。

第一个转型，是中国从工业化向基于城市化的现代国家转变，正好借此机会尝试建立起中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以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要求。因为只要到了城市化，哪个公民纳了税，他就得享受公共服务。而这次疫情冲击就对社会福利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和欧美不一样：欧美直接给家庭打钱，它们是已经完成转型的社会福利国家，是用市场和国家替代了家庭和社区，所以它的回旋余地就没有中间的缓冲。中国政府直接给家庭或个人发钱的很少，只有地方政府给点打折券，但社会仍然比较平稳，说明中国的社会转型有其特殊性，依然是以个人（家庭）、社区加上国家作为三个支柱的福利体系结构，所以中国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未来怎么进行社会福利转型，这也是我今天想借着疫情来讨论的问题。因为如果完成社会福利转型和城市化，就要建设一个更为完备，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覆盖全民的公共福利体系。

第二个就是在增长模型中加入成本项目。曹远征老师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原来我们的经济增长里头从来没有负要素，自然要素、自然的冲击（如开发资源、破坏环境、病毒、污染）一直没有作为成本项纳入所谓经济增长。近几年大家才有共识，经济增长里的负成本非常高。气候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频发，每年对经济增长的损耗占整个增长损耗的比重已经提高到20%了。这次疫情的损耗是多少呢？IMF原来的预测是2020年正增长3.1%，现在的预测则已经是负增长5.3%，这一下中间差了8个点，连续两年的全球增长都没了。所以自然成本的长期伴随，包括病毒、气候变暖、排污等成本，现在正式纳入到增长函数。过去讲工业化，开采了资源，然后变成消费品就可以了，所以过去叫两个主义支撑了工业化——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大部分的西方知识分子都对这两个主义恨之入骨。两个主义现在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第三个是关于短期的宏观讨论。一个重要因素是防疫到底要延续多长时间。中国现在实际上使用的是比较柔和的政策，也就是救助，还不敢重启经济。但抗疫完了，经济一定要重启，不重启经济，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美国现在股市涨也跟这一点有关。美国计划要搞2万亿基建，实际上就是想重启，因为美国再不重启，就会陷入“没购买力-没需求-没生产-继续衰退-裁人-失业-更没有收入和购买力”的恶性循环。美国本来准备在7月份重启，救助并不能导致经济回到原有状态。

总之，这次疫情冲击让我们对经济学有了很多反思：

第一个反思是自然的因素开始纳入到增长模型里，而且它可能是负的；

第二个反思是中国过去靠增长来解决所有问题的模式已经非常难了，而这次疫情会加速对这种模式的冲击；

第三个反思是，全世界怎么进行城市化和社会福利转型，本质上就是要大量纳入所谓的非经济因素——包括政治、文化、法律和大众参与性——来改变这些社会因素，进而形成新的制度变革的正反馈。过去我们的正反馈根本不用讨论别的问题，根本不用意识形态，只靠经济快速增长就可以了，这是过去我们制度变革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中国经济增长一旦减速，我们上哪去找推动制度变革的新因素呢？工业化主要推动的是物质生产，而中国现在一直强调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模式。但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对人的满足就不能仅仅靠单一经济激励变量。所以，在经济增长放缓后——用标准学术概念叫规模收益递增的赶超阶段结束后——经济增长已经完成不了建立正反馈机制的任务，必须通过经济增长与能够促进人的发展的其他因素，共同建构正反馈机制。

第一，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是基于全球化的。但即使没有疫情，全球化也应该往回返了，因为全球的分工已经10年没动。所以中国基于全球化的工业化，已经到顶了。靠单一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带来的赶超增长的速度，以及仅仅靠经济增长解决所有的对人的激励问题，已经不可能了。

第二，中国城市化2019年达到60%，到2030年大概是70%，这之后城市人口就进入到自然增长的阶段了，因为没有什么农村劳动力转移了。因此，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另外一个赶超速度的增长也没了，也就是城市化带动的投资增长也消失了。

第三，汇率问题。中国2016年加入SDR以后，就是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后，中国的汇率慢慢趋向于与国际汇率的双向波动，汇率单向升值引起的财富重估也结束了。所以诸多的问题都指向同一个趋势，也就是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减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这种减速不是一个能够逆转的过程。所以靠纯粹的经济增长来建立新的转型正反馈的激励，做不到了。

在这个阶段，改革的顺序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我们都爱讲微观改革是我们的核心的问题。我认为到今天，因为阶段性总体目标变化了，这时候的改革一定是自上而下改革比自下而上改革更重要。因为现在这个国家要转向了，转向首先是方向要明确，十九大对方向定义得非常清楚，可是这个方向非常难做到，原因就是这一整套改革方案已经触及了整个宏观框架的改革。大家可以看IMF当年对中国做了一个宏观框架的全面讨论，包括福利问题、养老挑战，列了11个方面，这11个方面中国的财政收入与公共支出完全不匹配；中央地方权力的划分不匹配，中国税收权力是集权的，而支出权力比联邦制还分散，中国的地方政府得承担国防任务，还得部分承担外交费用。总之接下来的转型必须是自上而下的，因为我们的所有宏观框架都是以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为基础的，这一框架过去成就了中国，但是也使得路径锁定非常厉害。

关于宏观框架改革，现在国家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就是所谓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如果不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去讨论财政赤字也好，赤字财政也好，这都有问题。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全世界经验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国家能力的构建（收税能力），但是后面还要跟一句话“与公共服务相匹配”，不能说光收税，但根本不做公共服务。

第二，国家执行能力，即法律执行很重要，但是法律执行必须以有效率的产权保护作为关键性因素，以此来平衡国家的能力构建，构造一个均衡。

第三，要将社会治理过程纳入到公共财政的决策过程，这就是我们讲的社会的广泛参与性。在治理层面上，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基本上也就做不到对政府的约束。

总结起来，在将来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宏观框架改革过程中，大量的非经济因素必然会迅速纳入到经济体系里。其中最艰难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社会福利体制建设，扩大消费支出，提高人力资本，推动创新，进行效率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