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全面开启绿色转型的元年，按碳达峰和碳中和的2060计划目标，中国需要40年才能实现绿色转型，而且需要从自我实践和转型摩擦中积累经验，进而在转型中推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

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思想源于早期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文中将自然资源耗尽纳入增长分析中。随着有关碳排放、温室效应的科学研究的不断增加，逐步形成了关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灾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首次把碳排放、气候灾害和经济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是诺德豪斯，他构建了碳排放导致气温升高并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完成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总量研究，成功地引入了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实证研究，其动态综合气候变化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Economy，DICE)成为全球政策分析的基础工具，形成了发达经济体以碳排放价格为调节基准的总量治理模式和绿色转型路径。之后，有关自然资源约束、碳排放对经济影响的论文大量涌现，如Acemoglu、Aghion、Krusell等的研究。中国研究碳排放总量路径模拟的学者众多，有代表性的是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团队，他们在设定温度、控制目标情形下模拟了碳排放总量发展路径。

为实现绿色转型，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实践，积累了绿色治理经验，如设立了8个区域性的碳交易市场，对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和电动车行业进行补贴激励，对汽车行业采取积分制交易，2021年开启电力行业碳排放额交易等。但是现实中“拉闸限电”等转型摩擦依然存在，这揭示了在碳达峰和碳中和总量转型目标背后，不同经济体采用的不同转型路径和治理模式。发达经济体绿色转型治理以“价格”为导向，基于气候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不同贴现率，计算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并将其作为总量治理的重要指标进行碳排放额度拍卖，推动碳交易价格持续上涨，引导企业投资和转型。发达经济体把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计算得很高，采取加快绿色转型的激进模式，这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的高碳排放产业大多已经转移到国外，全面进入了碳中和阶段。新兴经济体仍处于工业化时期，碳达峰和碳中和并进发展，绿色转型与产业转型升级需要高度关联，总量治理难以解决问题。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是推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会带来效率、技术的进步，同时转型必然会出现摩擦成本，如高碳排放的传统产业被抑制、失业人数增加、投入资本被“搁浅”、引起价格波动等，这些摩擦成本必须被逐步吸收，否则成本过高会导致转型中断。绿色转型需要依靠政府来推动，也需要市场力量的激励，政府通过有效的监管以及机制设计来保证转型的平稳进行，并对退出进行干预，其他交由市场激励。因此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要与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关联讨论。

绿色转型不是靠市场“自发秩序”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全新的转型实践。绿色转型始于绿色发展共识，政府基于共识进行机制设计，通过干预价格，再利用市场激励，推动体制转型。基本思路是政府对碳排放的外部性进行管制或运用相关工具来提高碳排放价格，利用碳排放配额管制与碳排放价格上涨抑制传统产业发展，再通过财政补贴、碳交易、绿色金融等多种方式诱导绿色产业发展，逐步实现对高碳排放传统产业的替代。

本文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考察，从绿色转型成本—产业转型升级收益入手，对比发达经济体的总量治理与中国分类治理的实践，形成研究框架; 再从转型的框架入手，分析绿色转型过程中资源再配置的摩擦成本和如何实现效率补偿，讨论转型的路径、结构、顺序和公共政策。有关绿色转型的讨论有很多，本文未必能精准论证其全貌，希望提供一个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研究框架、视角和相关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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