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高度现代性具有两个主要标志，经济范畴上表现为生活水平和消费质量的不断提升；制度范畴上是信任体系的建设，这是经济史和社会理论的基本认识。总体来看，现代性由三大制度体系构成：一是创新的组织体系，即市场和政府功能发挥作用的规则、资源、机制；二是信任的组织体系，即信用、信心、诚信发挥作用的规则、资源、机制；三是风险预防体系，即通过创新的组织和信任规则的建立，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和长期社会发展。三个体系通过经济社会结构的反馈功能，塑造了各种不同的现代化制度模式。产业结构是制度规则对于物质和知识要素的赋形，相对于更加深层的要素和制度规则而言，它表现出易变性。缺乏内生创新机制和创新可能性的经济，是产业经济学中所谓“浮萍经济”，这种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创新分析的价值在于创新的可能性，这是包括资源、制度等一系列真实要素的结构动态的本质。在这种意义上，中国转型时期的重大挑战，是工业化阶段技术模仿的确定性转变为城市化阶段创新能力的可能性。因此，理想的、朝向高度现代化的长期增长，本质上是一部制度演化历史。市场竞争以规则和资源的合理化为前提，同时竞争和扩大再生产又推动了制度更新，制度适应性和调整从根本上保证了发达国家的长期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制度与增长的再平衡，充分体现在效率和生活质量提高之间的再平衡。也正是从这种不断改进的发展绩效中，可以发现当今资本主义的结构服务化和城市化，是继工业化之后的又一个高端。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以自己的制度优势，推动了工业化快速发展，但是城市化与结构服务化是根本不同于工业化的路径。不同于工业化政府干预的规模化扩张，结构服务化以其异质性、集聚性，对规则和制度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是产品提供为中心向制度规则为中心的转型。以信任体系建设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将成为中国解决转型问题的重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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