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收敛，是大规模工业化之后发达国家的普遍经历，现在和未来较长时期，中国将面临类似的局面，这是城市化发展和结构条件变化的必然。借助“公共政策—经济效率”的一体化协调，实现低度均衡路径上人口增长的补偿，以免人口增长长期滑出合意的均衡路径。政策次序上应以人口质量提升为先、兼顾质量提升和数量增长的再平衡，是理解中国城市化人口问题的根本切入点。

上述判断是基于发达国家人口模式的考察得出的。欧洲老牌发达国家低度均衡模式、东亚发达国家向低度均衡快速收敛的模式以及开放的美国模式，但从长期人口增长趋势看，这些模式具有一些共性因素，我们归纳为4个假设：（1）增长和发展对于人口增长的诱致效应存在递减趋势。即数量型增长的驱动力减弱，迫使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演进，人口数量型扩张让位于质量型增长。（2）人口低速增长时期，存在围绕低度均衡路径的增长波动，此时的人口增长表现为补偿性增长，工业化时代的加速趋势消失。（3）社会职业群体中知识技术阶层的扩张对于人口更新率的提高具有挤出效应。（4）经济社会条件变化诱致的人口增长下降和生育意愿降低，需要公共政策提供有效补偿。

城市化时期对人口质量的重视，与分析视角由工业化阶段“从生产看待消费”转向城市化阶段“从消费看待生产”的观念变化有关。人口—消费—效率—政策相互作用的机制，在两个发展阶段有本质的区别，具体到中国城市化深度推进及其对人口增长造成的多方面冲击，本文认为，要维持中国未来的人口低均衡路径，必须重视如下协调机制：强制性政策失灵的条件下，人口政策总基调应转向民生—经济效率一体化；促进消费—投资一体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促进服务业要素化与高质量生产一体化。

一、城市化与人口增长模式：欧洲、美国、东亚

经济匮乏对于发展中国家人们思维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跳出正统经济学理想模型和经济学寓言框架而采用一种更加现实的眼光观察发展历史，那么发展的逻辑应为：到了物质匮乏问题得到解决的阶段，产出扩张的思维让位于产品质量的思维，以生产看待发展的思维让位于以消费看待发展的思维，人口规模增长思维让位于人口质量提高思维。上述逻辑是结构条件变化的自然结果，这些变化包括后工业化时期城市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城市化所导致的消费者群体分化等等。这个过程中，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外部影响在人们意见形成过程中的权重逐渐增大，示范效应的主导力量开始显现。

两个阶段的思维有着显著不同。从发展经验看，由物质匮乏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工业化加速时期，资本积累、劳动力需求增加和就业的稳定性预期与较高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快速提高相一致。后工业化时期，基于物质匮乏消失的城市化过程通常呈现低增长和高成本并存的态势，城市生活费用的提高以及消费示范效应的增强，抑制了人口的较快增长。对于家庭和社会而言，孩子抚养逐渐成为一种奢侈品和投资品，对人口质量的关注超过了人口数量，并因此影响了公共政策和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由此引发了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人口变动及其与社会经济结构条件相互作用的多种方式和结果。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参照理斯曼等（1988）的人口变动趋势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把长期人口增长的“S 型”曲线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高度增长潜力阶段”，特征为人口增长缓慢；工业革命以来的“人口增长过渡阶段”，表现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大致对应于工业化过程；“人口初期下降阶段”发生在服务业主导和后工业化时期，二战后随着发达国家城市化步入成熟，这种现象越来越显著。根据人口增长和长期趋势，发达国家人口模式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欧洲老牌强国的低度均衡和补偿模式，也就是发达经济社会对意外人口下降的有效遏制；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较为稳定的增长模式，与发达经济水平和移民政策有关；三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增长率快速下降模式。其中，欧洲强国和东亚人口模式，与我们对中国人口增长问题的比较分析和结论直接相关。

（一）历史上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一致性：各国共性与人口统计趋势

首先看一下“S 型”人口增长曲线的长期表现（理斯曼等，1988）。图1（a）、(b)和表1 提供了1821—2016 年间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 增长率（2011 年不变价美元）的HP 滤波趋势，两百年的人口增长变化基本囊括了发达国家为工业化起飞准备、起飞直至后工业化的整个历史图景，呈现了“人口增长过渡阶段”向“人口下降阶段”的转换动态。这个统计概览主要是想籍此对不同国家人口增长的共性因素给出一个说明。

其次，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率变动与GDP 增长率变化之间存在着趋势上的一致性。这种判断暗含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一些认识，如库兹涅茨（1989）就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巨大人口规模基础上的高速增长。人口的加速增长最早出现在率先受到现代经济增长影响的欧洲，欧洲人向北美洲的移居加速了该地区人口增长率的同时，也提高了欧洲人居住地区总人口的加速增长，这个过程至20世纪结束，大大低于19 世纪后半叶的最高水平。总之，现代类型的人口高速增长在不同时间出现在世界不同地区，人口加速的地区是不断变换的，一旦现代增长扩展到所有地区，人口加速增长将成为常态。虑及战争和石油危机等重大事件的影响，表1 把200 年的人口和经济增长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21—1913）根据Rostow（1960）的理论，这个阶段中欧美列强和日本先后步入从起飞到持续增长的工业化过程，该阶段城市化率较低，主要得益于农业生活条件改善带来的人口增长。第二阶段至第三阶段（1920—1973）城市化率提高，农村人口增加的空间收缩，城市化人口增长空间打开，但是比不上农村提供的人口增长空间，此时人口质量的提高开始提上日程。第四阶段（1974—2011）是人口质量阶段。生活水平改进速度降低，城市人口数量型增长让位于质量型增长，生产型的人口观念让位于消费型的人口观念。总体印象是，与1920—1973 年发达国家工业化加速阶段相比，1970 年代中期进入经济减速之后，人口增长速度出现了显著的降低。因此，城市化成熟时期低速人口增长率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

最后，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存在诱致效应的边际递减倾向。作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我们认为各个演化阶段上人均GDP 对于人口增长的诱致效应存在递减趋势：即数量型增长的驱动力减弱，迫使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演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人口数量型扩张让位于质量型增长。作为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重要特征，人口质量型增长这一主题的经济含义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涉及“城市化阶段人口补偿性增长”假设。在这里，我们暂就第一个假设提供进一步的数据补充和说明。强调的基本认识是：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人口增长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作为诱致效应边际递减的推动因素存在。如表2 所示，除了工业化起飞最早的英国外，老牌发达国家大致在19 世纪末期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时期，直至二战后结束，逐渐趋于城市化率“S 型”曲线的顶端，1960—1970 年代之后进入高城市化率的成熟期。沿着这条城市化率“S 型”曲线，人口增长的格局如下：（1）在19 世纪早期阶段，欧洲发达国家相对较高的人口增长主要是在农村地区，此时城市化率较低，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为人口增长提供了营养改善的条件，而且也提供了广阔的农村就业空间，当这种生存空间受到压迫时，向区域外移民也成为缓解就业和生存压力的重要手段。比较而言，现代经济增长在工业化起飞至成熟过程中，为人口增长提供了较大的诱致效应。（2）随着城市化率的提升，人口增长的经济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如就业机会、生活成本和消费态度等，其影响逐渐显现。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化时期为生产而生育的观念，被消费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观念替代。尤其是1970 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化步入成熟，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使得养育变成“高档品”，一改工业化之前把孩子视为家庭生产力的观念。此时尽管生活水平和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但是人口增长的抑制因素也同样强大。

（二）二战后发达国家城市化因素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补偿性增长假设（第2个假设）

回顾前文述及的人口增长的第一个假设——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诱致效应存在边际递减倾向，这种说法在发达国家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之后得到普遍的数据支持，这个时期较之于以前更高的人均GDP 和更好生活水平，只是提供了人口低增长均衡的保证。这点在欧洲老牌发达国家表现得尤其突出，表3 提供的德国和意大利人口增长波动较为频繁的情景，只是为了突出低度增长均衡路径上的补偿效应，实际上，这种低度均衡路径上的增长波动在英法等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只是波动幅度较小。由此引申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即人口低速增长时期，存在围绕低度均衡路径的增长波动，此时的人口增长表现为补偿性增长，工业化时代的加速趋势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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