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部冲击持续、国内经济结构性减速的情况下，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实现了6.2%的增长，分季度看呈逐季递减之势，未来经济增速继续下移或将延续。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之间经济互补性正在减弱，对抗性的成分逐步增多，中国在传统优势逐步减退的情况下，必须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逐步适应以内需为主和创新驱动的“大国模型”。

一、外部持续冲击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2%。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速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6.0%，延续2018年逐季递减之势。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复杂局面，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并要求有效应对经贸摩擦，全面做好“六稳”工作。9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大力度做好“六稳”工作进行了部署，确定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的措施，带动有效投资支持补短板扩内需。9月6日央行发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公告，这是年内的第三次降准。但近期数据显示，供需两端依然较为疲弱，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三季度增长5.0%，较上季度下降0.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在7~9月出现连续下滑；进出口金额同比跌幅在7月有所收窄的情况下，8月跌幅扩大到-3.2%，9月进一步扩大到-5.7%。

二、中国高质量转型的潜力评估

2012年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201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0%。中国已进入以城市经济为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城市化率的提高推动消费与服务的比重持续上升，经济结构服务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国际经验表明经济结构服务化与经济增长放缓高度相关，同时也是高质量增长的起点，即提高人的消费福利水平和提高经济中的创新贡献。中国多年的投资和出口导向的“规模”赶超发展的时期渐行渐远，高质量增长要求的持续提高的消费和创新贡献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随着我国的低成本优势逐步消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持续，现在需要的是要素质量的升级。

库兹涅茨（1989）的研究成果表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普遍经历了较为显著的上升过程，如英国在1860~1960年的100年发展过程中，劳动投入弹性从0.47（1860~1869年阶段）不断上升至0.7（1954~1960年阶段）；法国劳动投入弹性从1911年的0.43逐步上升至0.59（1954~1960年阶段）；德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劳动投入弹性在1954~1960年分别达到0.60、0.66和0.69的水平。中国资本投入弹性1985~2007年间为0.636，至2008~2018年变动为0.615，预期未来五年的资本投入弹性会进一步下降，劳动投入弹性则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快速追赶的工业化过程导致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较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劳动力的部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不断地转移至工业部门，支持工业部门的发展，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背景下，劳动要素报酬份额长期处于被低估的状态。在快速工业化阶段（1985~2007年），中国劳动投入弹性仅为0.364。中国当前阶段2008~2018年，劳动投入弹性较前期有所提升，达到0.385，相较发达经济体增长经验而言，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实际上，中国经济正接近长期增长函数要素弹性参数发生逆转的临界状态（资本产出弹性降至0.6以下），随着经济发展至较高水平，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服务业比重上升与人力资本提高将使劳动要素报酬份额不可避免地不断提升。2008~2018年间，劳动贡献份额为2.45%，预期未来五年平均水平将达到3%左右的水平。

资本积累速度趋于下降是城市化的另一种必然趋势（由结构性减速和结构服务化所导致），同时为了维持资本深化的可持续以及资本效率的不断改善，现阶段中国必须扭转脱实向虚问题。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是在干预型经济模式下实现的，具体表现为：由政府出面对投资规模和投放领域进行调控，国有企业对物质资本的掌控等等。因此，高速增长阶段也表现出较高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和净投资率水平，典型如，1985~2007年的超高速增长时期，平均净投资率达到43.83%。而这种高速粗放的资本驱动模式也导致资本使用效率低下，这一阶段资本使用效率仅为0.258。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公共服务支出的快速增长，对中国工业化的投融资体制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以土地财政为平台的资源配置体制逐渐主导了城市化发展，尤其是2010年以来随着财政支出中科教文卫比重的日益扩大，在抑制物质资本积累高速增长的同时，迫使投资转向人力资本这种“拖慢”经济的创新领域。

随着城市化往深度演进，福利和效率的动态均衡将对效率的持续改进产生倒逼压力，因此，创新驱动是城市化可持续的内在要求，结构服务化进程的本质是服务业结构优化和高端化发展，以实现增长的效率补偿和对其他部门的知识溢出效应。伴随着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中国产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产业结构不断完善，产业现代化水平和竞争力不断加强，中国产业结构也逐渐由传统的产品经济向以城市化为主的服务经济转型。就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而言，第一、三产业占比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征，而第二产业占比在高位窄幅波动。2018年工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33.9%和52.2%。工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基本呈现出“剪刀式”此消彼长的变动特征，2012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自此第三产业逐渐取代工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随着第三产业对增长贡献率的不断提升，进入21世纪后，其对增长的带动作用已逐步接近第二产业部门，这也表明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依然会加速，服务业的产出效率及其带动的工业体系升级成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如果服务业自身效率不断下降，而且难以服务于工业体系的升级发展，高质量增长的转型就会受到阻碍，2018年金融业、房地产占GDP比重达7.7%和6.6%的高位，经济结构非实体化倾向依然严重，而科教文卫体、信息服务等服务业升级方向的增长加速，但比重仍然较低，需要进一步推进服务业的供给侧改革。

更为严峻的挑战是经济增长中的创新贡献，从1985~2007年TFP增长贡献由14.4%下降到2008~2018年的5.1%，尽管很多机构和研究者根据各种模型和数据计算有所不同，但TFP增长和贡献下降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不能逆转TFP贡献和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高质量增长就没有完成。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模式和效率驱动模式也随之调整，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工业占GDP的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经济结构服务化格局逐步形成，这个阶段的重大变化就是从工业化时期生产供给中心转向要素升级，工业部门依赖知识和创新参与全球竞争。二是要素驱动的低成本工业化出现了严重的“规模收益递减”，需要新的人力资本、信息、制度等非独占性要素更新的生产函数体系，提高经济增长中的TFP贡献率，培育内生增长路径。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需求行业或部门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中。在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的同时，要注重服务业高端化的发展趋势，通过服务业结构升级促进要素升级，从而有效实现增长的效率补偿过程。

同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逐渐放缓，城市化高质量发展依赖于人的质量提升，并对福利和效率动态带来压力。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进一步下降，劳动参与率有所回稳。1985~2007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为1.35%，至2008~2018年变动为0.84%，预期未来五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进一步下降为0.40%左右。劳动参与率则一直在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有所放缓。劳动投入增长率受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参与率变化的综合影响，整体而言，劳动投入增速持续下降，1985~2007年和2008~2018年两个阶段平均增速为0.91%和0.52%，预计2019~2023年将进一步下降至0.30%左右的水平。随着经济主体从工业化阶段向更高发展水平的城市化阶段的演进，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对人口增长的诱致效应是递减的。这会进一步导致发达国家城市化阶段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收敛，并且高收入水平是提供人口增长补偿进而维持低度均衡路径的必要条件。家庭和个人对生育的观念也随着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转变，进入高收入阶段，更多是从消费角度看待生育和人口增长。而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使得家庭生育意愿下降，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无法依赖于人口的增长，此时国家不得不借助一系列公共政策和福利政策缓解人口过快下降的趋势，对人口质量提升的需求将更多地由国家来予以负担，这是进入高收入阶段解决人口增长问题值得关注的地方。

三、稳定化政策的选择

面对持续的外部冲击和经济减速，中央再次强调“六稳”的稳定化政策目标。稳定化政策要在稳需求的同时，切实推进企业供给侧改革，要把降成本和放松管制作为稳定化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一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注重降低金融市场的风险溢价，通过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和积极财政推动地方政府、规模龙头企业的债务置换，修复地方政府和龙头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并以贴息的方式救助小企业；考虑在适当的时机实施降息，通过降息来直接降低资金成本，在中国PPI持续转负的情况下，企业实际贷款利率上升过快，需要进行贷款利率下调加以对冲，这也符合全球经济下滑过程中普遍降息的趋势；同时进一步改革和疏通利率和信贷的传导机制。

二是进一步减税降费。根据国务院的中央与地方税收划分改革的精神，已经允许地方探索征税环节的后移，从生产环节后移到流通与消费环节，弥补地方财政压力。基于城市经济主体的征税方式从生产后移到消费环节是一项重要的改革，这样有利于初级城市公共服务竞争，从而减轻生产企业的税负。

三是放松管制、公平竞争，扩展国内市场发展空间。当前，我国除了需要实现生产要素升级，更重要的是发挥新要素组合者的作用，即企业家在高质量转型中的巨大意义。高质量发展转型根本上是激励企业家产生形成市场激励下的分布式创新体系。只有依靠企业家，才能实现新生产要素组合，发现潜在需求。因此公平竞争、保护企业家积极性、保护产权应该成为稳增长中的重要制度性安排。

四是稳定国际贸易和金融局势，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当前，中美经贸磋商在一些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概率大增，这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际贸易局势，同时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趋于平稳，中国适应外部冲击的定力和能力显著增强。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应始终牢固树立“四个自信”，主动推进对外双向开放，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来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